“冷板凳”上的呓语——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思考 [复制链接]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冷板凳”上的呓语
——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思考
崔海正
我无意轻而易举地一笔勾销近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某些实绩，然而，如果从总体上审视其研究现状，任何盲目的乐观都显得极不和谐。有见识的学者已经发出警告：古代文学研究进入了“冰冻期”，告诫人们要有长期坐“冷板凳”的准备，这种悲伤的叹息不无缘由。
改革、开放与商品经济的冲击使当代整个文化学术系统不断发生新的裂变与新的组合，作为当代文化组成部分的古代文学研究，在这一新的文化环境中始终处于极不适应和异常被动的地位。目前，不景气的阴云愈益浓重地弥漫在古代文学研究界的上空。
队伍。老一代研究者或因年迈体衰力不从心，或因无法接受新的挑战分期分批地悄悄“退役”。他们大多已功成名就，“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不妨作为其现实心态的写照。青年研究者勇气有余，但一般说来，因其知识储备及理论修养似嫌不足而显得幼稚。除个别幸运者崭露头角外，多数人并没有捷足先登的机遇。作为中流砥柱的中年学者，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其学术素养和研究意识与上下两代人都有明显的断层，加之物质的与精神的实际负担，使他们难以轻装上阵。因此，研究队伍序列不整，离心力又相当顽强，这一点较之其他研究领域更为突出。尤其严重的是，有人已经改行或者变相改行，有的人则在无可奈何的困惑中无所作为。
观念。固有的传统仍然紧紧地捆绑着古代文学研究者，习惯性思路使他们不肯轻易告别训练已久的基地。在有些人看来，笺注、考据之类（并非不需要）才是足以传世的真正学问，社会学方法（依然行之有效）才是符合国情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几年前，当某些观念与方法越入国境并在其他研究领域表现出活力的时候，有些古代文学研究者则将其视为异端而拒之门外，此后又以种种理由责难稍露新意的论文是掇拾洋人唾余硬套中国古代文学的“拼盘”。直至现在，仍然有人认为古代文学研究只须重建已经失去的经验材料，甚至连宏观性探讨也看作不值一文的泛泛空论。这种偏执使古代文学研究坐失良机，在新时期的学术浪潮中萎靡不振，无所适从。
出版。发表难、出版难也是困扰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幽灵。专门性刊物极少，就连《文学遗产》这个仅存的“老字号”也不断因经费问题“敬告作者”。大专院校学报和省社科联刊物发表的古代文学研究论文数量减少，而且，由于某种现实原因（如评职称）自我封闭，一般不发外来稿件。出版社很少接受古代文学研究论著，已经接受的或者无限期拖延，或者退稿。清贫的研究者交不起昂贵的出版费用，自费出版谈何容易。这似乎不能埋怨出版机构，市场信息、读者反馈信息、经济效益无情地把这些论著逐出竞争的行列。这个无须进行理论思辨的严峻现实，使古代文学研究者一筹莫展。
成果。也许与上述种种有内在联系，近几年发表的古代文学研究论著不尽人意。除少数刊物发表了部分有较高学术水平的论文外，见诸于报刊的不少文章无甚新意，改头换面的照抄式与零敲碎打式文章占有不小的比例。僵硬的推敲与呆板的分析虽已成为众矢之的，但打着“新解”、“新论”旗号的某些论说却依然是“陈年老醋”。不用讳言，至于那些因评职称而胡乱杂凑的应付文字或“关系”文章，更不会让读者提起精神。聪明的出版机构正在重印已往的名著或资料性著作，具有时代气息的专门著述，即使“众里寻它千百度”也不易在柜窗里见到。这种状况加重了古代文学研究者的“忧患意识”。
诚然，上述困境并非仅限于古代文学研究，即如曾经非常热闹的现当代文学及文艺理论等研究领域，据称也露出萧条的端倪。的确，旧的一套不适时了，新的是什么或应当是什么，目标究竟在哪里，经过狂热的实验之后，人们普遍感到迷惘。也许现时的文化环境及文化心态是一切症结之所在，对此，本文无法作过多的阐述。至于这里所议及的古代文学研究，它一直举步维艰、而现在似乎更“冷”。有人为此提出过种种建议，作过种种设想和预测。我以为，人们应当实际一些，因为美妙的理论和纷纭的现实之间往往有一片中间地带，盲目踏入这片“空白”，常常更令人烦恼。有感于此，略陈陋见。
第一，古代文学通俗读物一直是文化广场上的“热门货”，这个事实早已给人们提供了一个信息：研究的“失落”在于它和接受者的实际需要存在着矛盾。既然有关古代作家及古代文学中的故事依然为广大读者（或影视观众）所喜闻乐见，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古代文学在社会人群中仍有很强的聚合力，问题是如何把研究与需要沟通起来。我以为，文风的转变可作为一个中间环节。我们不妨把学术文章写得美一点，有趣一点，通俗一点，品种样式繁杂一点，形成一种“文艺创作式研究”的文风。这不但因为写研究论文也是创作，应该给读者以愉悦，而且因为，在新时期的文化环境中，整个古代文学研究意识的更新与研究水平的提高需要全社会参与。为古代文学研究的进一步开华打开通路。
第二，某些有份量的古代文学研究论文必然伴随着新的观念与新的方法，是作者进行综合的、立体的、交叉式研究的结晶，有的并不是专业研究者写出的。这个事实也给我们一个启发：对目前较高层次的研究，研究意识的革新是至关重要的。毫无疑问，其他人文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某些研究成果也应该为古代文学研究所吸取，但是，我认为有的学科比如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似更应引起关注。因为不管人们给“文学”下了多少种定义，但文学作品是用语言写成的这一点却无异议。在这个意义上。它最贴近文学。在西方，借鉴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导致和影响了语义学派批评、结构主义等新的学术流派与批评方法的诞生，它们都曾经作过出色的表演。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文学其实就是汉语言文学，而汉语言文字较之西方各国的语言文字有着绝大的独异性。研究者如能紧紧盯住汉语言文字构筑中国古代文学大厦的特色所在，或许能开启一条新的思路。
第三，古代文学研究者应寻求与当代生活的接触点，使其研究能够与当代文化意识相契合。虽然获取经济效益成为现时社会人们追逐的“热点”，但人的心理需求毕竟是多方面的，人们仍然需要从古代文学中寻找美，寻找慰藉和寄托，寻找成功与失败的借鉴。因而，古代文学研究与商品社会并非没有可以架通的桥梁。不必“谈利色变”，学术成果商品化不会使祖宗丢脸、师门受辱。再者，古代文学研究者应勇于摒除迂腐气，敢于说话，尽可能利用自己的特殊研究对象涉足当代社会，于学术文章中闻到现实生活气息，设法打通人们心理上的古今界限，打通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界限，使人们能在心灵的远游中重新认识并完善自己。另外，学术文章要力争写得简约、精萃而信息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