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轨：躁动和沉静 [复制链接]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双轨：躁动和沉静
刘湛秋
如果说直到１９８８年小说家才震惊地发现小说正在失去轰动效应的话，那么诗人早在１９８６年就尝够这枚橄榄果了。
经过两年的余波，甚至可以说是某种挣扎，诗人终于冷静下来了。大多数诗人已不指望用自己的诗去展示多大的雄风，也掂量出了自己在整个社会中的价值和分量。
这种调整是非常必要的。一是摆正了诗人和社会的关系，一是明确了社会对诗人的要求。这就使诗歌逐渐和我们改革开放的社会协调起来，使诗歌逐渐从非诗歌走向诗歌、走向它的艺术自身。我感觉，１９８８年是诗歌界基本完成自我调整的一年。
从这个角度看，这一年是平凡的，但又不是无足轻重的。
首先，虽然诗人自我调整位置，并不等于诗人失去对社会问题的热情，而是更善于从诗的角度去考虑如何表现自己的感受，如何更好地选择题材。像《大难之后——中国的沉思》（渭水）从对大兴安岭火灾的反思触及到整个社会的变革；《１９８７：官僚主义在中国》（熊召政）多侧面揭露社会问题；《我坐在观众席上》（张志民）从五届人大写对民主精神的渴求；《倒爷》（王浩）表现改革中的一个复杂现象；《中国，堵车的中国》（健鹰）喜忧参半地去描写改革中的现实；叶延滨的自传体的诗，从自己的经历去写社会生活；程小蓓的纪实诗《自行车风雨七千里》用普通人的眼睛去审视不为人注意的生活侧面；等等。这些诗依然受到读者关注，它以其新颖的题材、强烈的社会新闻性依然散发出相当的魅力。当然，这些诗也并不能引起“轰动”，但诗人也并不因为“不轰动”而放弃责任。另外也可以看出，由于进行了调整，诗人自我意识增强，写社会性的诗并非唱一个相同的社会性音调，而是充满了独特的个人意识。这样，就明显增强了其艺术效果。
还有些诗人对社会问题放弃直率表露的做法，虽然某种躁动状态在他们内心中使他们难于平静，但从诗的选材或题目上不能一眼就看出其深意。可以看出，这种调整使一些诗人的笔触更富有力度。孙静轩的《黑色》和《这里没有女人》都写得不同一般，尤其是后者独辟蹊径，选择了一个生活侧面，提出了重大的社会主题；绿原的长诗《高速夜行车》用类似超现实的手法写当代，很耐读；邵燕祥的《最后的独白》从选材、构思到抒情与哲理的结合方面都是引人注目的；柯平的《诗人毛泽东》，处理得潇洒而庄重；邹静之的《关于艾滋病》敢于触及全球关心的重大问题，但又不失其幽默笔触。
另一方面，更多的诗人把诗的主题转向普遍的人生，转向大自然和爱情，转向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于是，他们发现了一大片特别广阔的天地。在这里，他们得到了感情的充分发泄，他们也寻求到了人生哲理的思索。这样，艺术性的抒情诗得到了异常的发展。一些中青年诗人像宫玺、韩作荣、伊蕾、翟永明等发表了很多优秀的抒情诗。傅天琳的抒情长诗《海》也有相当的分量。这些使人目不暇接的抒情诗的花园已令评论家无从掇拾，所以反倒一浪一浪地被淹没。但是，如果从这一年度里选出几本抒情诗集，是轻而易举的。由于抒情诗的艺术性提高，因而，《诗刊》在１９８８年内三次把短抒情诗放在头条的显著位置，受到读者称赞。当然，抒情诗也有泛滥之虞。
诗人进入沉静，是诗的艺术的需要。１９８８年，扯旗拉派的也少多了。如此“沉静”下去，中国的诗歌艺术也可能会有些真正的长进。
正如我国社会生活在实行双轨制一样，诗人的躁动和沉静也是必然的，社会性和非社会性的诗都会沿着自己的轨道去寻求艺术的极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