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隐语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七味书谭

　　政治隐语
董乐山
读罢邵燕祥同志的《众所周知与众所不知》（２月１日本版）一文，不由得击节称赏，因为文中所述这种隐晦的笔法，几乎每天在报上都可以看到，有时多到读报几乎成了猜谜游戏的程度。读者若谓不信，请看邵文刊出后三天报上一条关于著名老报人陈铭德逝世的消息。其中就有这么一句：“１９５７年因主张新闻报刊的多样化和加强舆论监督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仍始终担然坚持坚定执著的信念。”这里所谓“不公正的待遇”究竟是什么，若不是文中提到１９５７年，读者是很难猜测的。再过二三十年，届时的读者恐怕连１９５７年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了。
邵文说这种隐晦的笔法是为尊者讳的传统所造成的，也许不无道理，但是，“中国赫鲁晓夫在××省的代理人”、“批林批孔”、“批周公”“评《水浒》”等等，却不是能用为尊者讳来解释的。何况这种隐语还不仅仅限于政治领域，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也都存在，可谓比比皆是，甚至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习惯成自然，不自觉地在讲隐语。比如“待业”代替了“失业”，“优化劳动组合”代替了“精简人员”，而“精简人员”一词本身当初就是用来代替“裁减冗员”的。不过在修辞学上来说，这些都属于委婉的说法，与前述政治隐语略有差别。至于“三和一少”、“五讲四美”、“两个中心、一个基本点”，还有什么“两公开，一监督”等等，当初大概是为了帮助没有文化的基层干部在传达时便于记忆而发明的，但这个办法恐怕只能帮助一时强记，用目前流行的新名词来说，只有短期效应。日子一久，就很难记清这些数字所代表的是些什么确切内容了。读者不妨建议电视台举办一次电视大奖赛就知道其效果了。
除了数字游戏可说是我国的发明创造，政治隐语和委婉说法则可以说是一种国际现象。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早在４０年代一篇论述语言受到政治败坏（当时“污染”一词尚未流行）的著名论文《政治与英国语言》中就指出：所以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要为不可辩解的事情作辩解”，这话可真是说到点子上去了。因此“从空中轰炸毫无防御的村庄，把村民赶出村去，用机枪扫射牲口，用燃烧弹焚烧茅屋：这叫做‘绥靖’。剥夺千百万农民的田庄，使他们身无长物，流离失所：这叫做‘迁移人口’或‘重划国界’。未经审判即投入监狱，拘禁经年，或者脑后一枪，或者送往北极死于坏血病：这叫做‘清除不可靠分子’。”
当然，奥威尔不幸死得太早，以致他举的都是一些３０年代的例子，如今听来似乎有些生疏。但是半个世纪以来，这种政治隐语和委婉说法的发展却有变本加厉之势，比如国际上把征服和侵略美其名曰解放和援助已数见不鲜，军事政变的即使是杀人魔王也没有不标榜要恢复民主和自由的。这样比起来，把涨价叫“调价”，高价叫“议价”（即使抬价时并没有同你顾客商议过），就不算怎么一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