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赤诚也有期待——上海留学人员回国以后 [复制链接]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有赤诚也有期待
——上海留学人员回国以后
新华社记者 邬鸣飞 刘军
　《人民日报》３月１日发表《学子，终将扑向母亲怀抱》的报道后，有些读者询问：上海目前已有多少人学成归来？他们回到不富裕的祖国后境遇如何，感觉又怎样？带着这些疑团，记者开始了新的寻觅……
２０００元人民币与７０００美元之间的选择
数年不退的“出国潮”，使许多单位人才频频告缺：
上海某乐团有５０多人出国，几乎走掉了半个团，有些研究所出国人员过多，一些重要课题只得砍掉；全市５０多所高校的公共外语课教师出国或即将出国的近３０％，留下者工作量倍增……
我国人才密度本来就低。据悉，日本每万人拥有专业人员２０００人，波兰１５００人，南斯拉夫１２００人，而上海只有５００人。在全国，这个比例更低。
一道人生的难题，由此横亘在身居异域的学子面前：祖国目前经济上远不及发达国家，是在国外长期呆下去，还是早日回国，与人民同舟共济，建设中华？
他们在审慎地选择。一位研究生思量着：“同样做实验，在美国每年至少可以拿７０００美元，在国内年收入充其量是２０００元。是‘回’还是‘留’？”
“早回国不如迟回国，迟回国不如不回国。”也有的这样说。
单论物质条件，养育着世界１／５的人口、今年刚满４０岁的共和国，自然比不过走了一二百年路程的富国。然而莘莘学子的心里，毕竟有一片爱国的绿荫。
自费留美获得博士学位的林华新已在美国任教，妻子刘锦娟已有６个月身孕。小俩口在美有稳定收入，有小汽车，坐落在游览区的住宅也宽敞、漂亮。然而去年６月，两人却一道飞抵上海，分别到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交大拿起了教鞭。他们说：“美国虽然富裕，但那是人家的；祖国虽然穷一些，但她毕竟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后半辈子有责任回来建设她。”有些朋友说刘锦娟应在美国生下孩子再回国，林华新则笑着解释：“我们不愿当美国人，也不愿让孩子当美国人啊！”
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化研究所，还流传着一个被除名者执意回国的故事。他叫丁达夫，４９岁的副研究员。１９８５年６月，他自费公派到比利时进修发育生物学，尔后又辗转加拿大、美国和英国，当他前往联邦德国“想借助外国的钱再完成一个课题”时，接到了所里发的“除名通知书”。他伤心得哭了。家人和好友劝他“干脆不要回国了”，“不，我一完成课题就回国。”至于除名，他说：“我不相信这是祖国的大政策！”其实所里对他“除名”，也是为了腾出人员编制。１９８８年春天，丁达夫在逾期三个月后返回生化所，一进办公室，所长就迎上去与他紧紧拥抱……
一艘艘小船回到宁静的港湾。到目前为止，上海已有１万余人学成归来。“中国人，怎么也忘不了自己的根！”留日归国的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刘凡说。这话，也是众多学子内心深处的声音。
是埋怨还是埋头
尽管各级政府和部门为留学回国人员创造了一些条件，但经济实力不强带来的科研经费不足、实验设备落后、工作和生活环境较差等问题，确实还难为着一些归来的儿女。上海市有关部门曾对３００余名归国学者进行调查，在“你最感头痛的问题”一栏中，近一半人填了“科研条件差”。
在世界上首创脱氧核糖核酸非随机测定方法的研究员洪国藩，回国后承担了一项国家重点攻关课题，但他实验用的氯化钠、蔗糖和同位素时常缺货，有些实验只得中断。
某单位有两位副研究员在国外取得填补我国空白的科研成果，回国后由于缺乏科研经费，只好到其它课题组当助手。
某所一位工程师留美归来后，由于所里实在没有房源，全家３口人在１０平方米的小屋里呆了４年。
面对不容回避的困难，学子们有叹息、埋怨甚至牢骚是很可理解的。“祖国这些年变化很大，但问题确实也不少。”一对留美回来的夫妇坦诚地说：“好在我们在国外就估计到了回国后可能遇到的困难，否则真有点受不了啦！”
有困难，但也并非束手无策。两年前留美回国的吴国光，就是埋头克服困难的能手。这位副研究员归来一踏进上海市输血研究所，头号难题是缺少实验室。他急了，赶紧写报告给国家科委，得到的回答是“没有钱”。他不甘心，转而求援于市卫生局，也没有钱。他仍然不死心，又走访市科技干部局，好说歹说，总算批给１万元。不够，他又想方设法让卫生部支持了１万元。后来又向兄弟室组借了一些仪器设备。如今他终于有了实验室，他和同伴承担的一项国家攻关项目也上马了。
祖国条件有限，使吴国光耗费了整整１年零８个月才建成实验室。他的这段经历，应验了李政道教授送别中国留学生时常说的一句话：“回去后不要怕困难。工作条件，主要靠自己争取！你们会成功的！”
中科院上海药物所的杨胜利、吴汝平，１９８２年回国后也一度陷入“连贮藏生化试剂的冰箱也没有”的苦恼。“后来理解了，主要是所里没有钱”，两人回忆道：“于是我们再也不埋怨了，而是立足于自己想办法，一边向国家有关部门申请科研经费，一边借用一些设备开展工作。”到１９８８年春天，他们不仅建起了实验室，而且成功地研制出青霉素酰化酶基因工程菌，使青霉素产量比原来工业生产菌株提高１５倍左右，主要指标居国际领先地位。作为我国第一个完成中试的基因工程项目，这项成果被列为中科院１９８８年十大成果之一。
国家有困难，大家来分担。一年又一年，归来的儿女靠着对祖国的赤诚和理解负重长跑。据抽样调查，上海回来的７０００名出国科研人员中，大多数已经出了成果。上海交通大学留学回国的２０８名教师，已有１０７名因成果显著被聘任为正、副教授。
“对留学生要有点特殊政策”
去年１１月２７日，一位留学回国人员的来信送到上海市长朱熔基的案头。
３５岁的肖剑在信中诉说，他１９８５年５月考入国家经委与美国商务部合办的ＭＢＡ培训班，毕业时被纽约州立大学管理学院评为“出色的研究生”，然而回国一年多，本单位还未分配他具体工作。“我已近中年，再拖下去于国于己都不利，因而萌发了流动去海南、深圳甚至再次出国的念头。”信的末端还悲伤地附诗一首：“韩信楚奔汉，子胥过韶关，兴衰千古事，我意不问天！”
朱市长阅信后，当即批请一位副市长和市人事局长解决此事。后面还特意加上一句：“对留学生要有点特殊政策。”
在一些发达国家，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已高达７０％，远远超过劳力与资本投入增加所起的作用。于是，掌握科学技术与管理技能的人才成了宝贝；于是一些国家相继修改移民法规吸引发展中国家的专业人才。人才流失颇多的印度、菲律宾以及埃及、巴基斯坦等国也纷纷制订对策，以召回海外学子。
面对一双双期待的目光和日趋激烈的国际人才大竞争，国家教委负责人说：对待留学人员政策，我们要有战略眼光，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
国家教委已专门开会贯彻中央有关指示，就留学人员回国安置问题作出了新的部署，要求各地“采取有力的措施安排好回国留学人员的工作”。
暮春４月，从上海市人事局也传出暖融融的信息：局里已四次召开大型座谈会，听取留学回国人员和有关人事干部的意见和建议，进一步提高工作水平；一系列“特殊政策”在紧锣密鼓地制订之中，其中包括保证留学回国人员的工作和生活安排、允许人才流动等内容。上海市留学生服务中心也在抓紧筹建，一旦挂牌，“中心”将搜集并及时向海外发布人才需求信息，为留学回国人员选择工作提供指导和服务……
这仅仅是个开端。但这毕竟是春天里的信息，是给人希望的信息！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