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道虽晚志不衰　甘将余生献人民——悼念董其武同志 [复制链接]

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闻道虽晚志不衰　甘将余生献人民
——悼念董其武同志
秦基伟　杨成武
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战士，我军的高级将领董其武同志与世长辞了！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悼念他，缅怀他的光辉业绩和高尚品德！
董其武将军所率绥远起义部队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后，隶属于华北军区和后来的北京军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当董其武同志提出离职休息的请求后，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军区的报告上批示：把董其武接回北京休息，把他的小汽车也调来，一切生活待遇不变，由北京军区管起来。我们在华北军区和北京军区任职期间，与董其武同志一起工作和生活多年，他的思想、品德和作风，都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们对他非常崇敬，非常怀念！
董其武同志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１９岁时，他怀着富国强兵的思想，在太原考入学兵团，继又参加国民革命军，踏上军事生涯。他先后参加过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成为著名的爱国将领，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过巨大贡献。
１９４９年１月２１日，傅作义将军与我党达成和平协议，宣布北平和平解放。第二天，董其武将军便赶到北京看望傅将军并决心随傅将军走人民的道路。当毛主席提出“绥远方式”之后，他在傅将军的帮助下，于１９４９年９月１９日，在绥远率部举行光荣起义。绥远起义的全过程，充满了尖锐复杂的矛盾和斗争，南京政府制造许多障碍，特务机关施展种种阴谋，绥远军政内部思想混乱，中上层疑虑颇多。董将军作为军政主要负责人，面临着重重困难。他不顾个人安危，团结进步力量，同国民党反动派和特务分子进行了一系列坚决而有策略的斗争；同时，在绥远军政内部开展各项革新活动，与许多中上层干部个别谈话，进行说服教育工作，促进了绥远起义的早日到来和实现。他的这一正义行动和历史性的功劳，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９·１９”起义后不久，中共绥远省委和省军区与董其武率领起义的军政领导机关合并，成立绥远省人民政府和绥远省军区，董其武同志先后被任命为绥远省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绥远省军区副司令员。这段时间，他在贯彻团结改造起义干部政策，实施民主建政，在剿匪反特，安定社会秩序，在财经统一和工商调整，在起义部队改编等方面，都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取得了卓著的成绩。
１９５０年冬，中央决定绥远起义部队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２３兵团，董其武同志被任命为２３兵团司令员。同时，部队调离绥远，到保定地区进行军事，政治训练，以提高部队战斗力，随时准备执行保卫祖国安全的任务。他坚决执行中央决定，积极抓好部队移防和各项工作。
１９５１年９月３日，２３兵团出发入朝，担任泰川、院里、南市三个机场的修建任务。董其武同志和兵团其他领导同志一起，组成修建委员会，积极加强对施工的组织领导和科学管理。他经常深入到施工现场就地指导，大大鼓舞了广大指战员的情绪。在施工过程中，三个机场多次遭到美机的狂轰滥炸，共投下炸弹近５０００枚，定时炸弹近两千枚，炸毁了新修的跑道，建筑材料、工棚和防空壕沟、掩体等。特别是定时炸弹不断爆炸，时刻威胁着干部、战士的生命，这使董其武同志十分焦急。他及时主持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和措施，决定加强防空，增挖和修整防空壕沟、掩体，组织力量排除定时炸弹。从而克服重重困难，保证机场提前修建完成，为抗美援朝的后勤保障和防务做出了贡献。中央军委、华北军区都致电祝贺，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还授予董其武同志自由独立二级勋章。
１２月１１日，董其武同志率２３兵团胜利回到河北保定地区，开展了三反运动、部队整编、军事训练等一系列工作。
从绥远起义到抗美援朝回国三年多的时间，董其武同志怀着爱国爱党爱民爱军的赤诚之心，历尽辛劳，勤奋工作，率领这支部队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经受了政治军事整训和战争的锻炼与考验，终于建成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从官兵关系到军政军民关系，从组织领导制度到编制体制，从政治教育到技术战术训练，从作风纪律到一日生活制度，都达到了解放军化的要求。毛泽东主席曾在２３兵团的一份报告上批示：“廿三兵团进步如此之大且快，可为庆贺！” 　１９５２年１２月，华北军区首长签发命令，２３兵团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６９军，随即中央军委任命董其武同志为６９军军长，并定为正兵团级。１９５５年评定军衔时，董其武同志主动要求不当上将，并要求杨成武同志把他的意见，一定要向毛主席报告。当杨成武同志将董其武的意见向毛主席转报时，毛主席说：杨成武是共产党员，当不当上将都行，董其武一定得当上将。当杨成武同志把毛主席的话转告董其武同志时，他感动得热泪盈眶，当晚即把毛主席的话告诉了傅作义先生，第二天傅先生见到杨成武同志时，伸出大拇指说：共产党伟大！毛主席伟大！
从１９５３年底到１９６８年，董其武同志在任６９军军长的１６年间，勤勤恳恳，周密计划，严格要求，积极领导部队完成战备训练、营房修建、国防施工、农副业生产、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和抗洪抢险等光荣而繁重的任务，创造了许多优异成绩，为部队的正规化建设和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例如，１９５５年底，董其武同志和军队的其他领导同志一起，主持了２８师“在原子和化学武器条件下加强步兵师对预有防御准备之敌的进攻”的实战演习，搞得很成功，受到军委、总部、军区首长的好评。又如，１９６３年８月，河北省大部地区暴雨成灾，董其武同志除指派部队参加天津地区抗洪抢险外，还在保定率留营部队，全力投入该地区的抗洪抢险，他和机关干部一起风里来，雨里去，水里泡，泥里淌，指挥部队从洪水中抢救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
董其武同志虽然与我们永别了！但是，他的高尚品德和革命情操将永远留在人间。
董其武同志关心政治，勤奋学习，追求真理，自强不息。
１９５０年４月２７日，毛主席和周总理、朱总司令、聂荣臻司令员、薄一波政委等接见董其武同志，谈话持续三个小时。毛主席说：共产党与人共事是心口如一，表里一致。共产党人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开诚布公，集思广益，为的是把国家搞好。毛主席问董说：你能听懂我的话吗？董说：听懂了。毛主席又重申说：开诚心，布公道，集众思，广众益，为的是把国家搞好。临别时，毛主席又对董其武同志说：你告诉起义人员，党的政策是既往不咎，是希望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董其武同志后来回忆这次接见时说：这是我走上革命道路后，一个重要的思想转变。
１９５０年２、３月间，在部队开展以反对军阀主义为内容的民主运动中，董其武同志带头解剖了军阀主义的种种表现和危害，检查批判了自己思想上残存的一些问题，受到大家的称赞。
几十年来，董其武同志对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的学习，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指示的学习，都是一丝不苟的。仅《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他就读了若干遍，重要的地方都用红铅笔加以标记。
由于他学习认真，并能联系实际反复思索，所以能正确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善于明辨是非，做到爱憎分明。他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决拥护，积极贯彻执行。他多次深入工厂、农村、学校、部队，参观视察，调查研究，为改革开放献计献策。
董其武同志谦虚谨慎，平易近人，艰苦朴素，为政清廉，从不谋取特权和私利。
凡是与董其武同志一同工作、学习或生活过的人，都感到他具有谦虚谨慎、平易近人、联系群众的好品德好作风。虽然他在军队中长期当主官，但他从不盛气凌人，不摆官架子。指导工作，发表意见，他总是先听大家的意见，商量办事，循循善诱，从不先入为主。他经常深入基层单位，具体检查指导工作，与战士们同学习、同训练、同劳动、同生活、同娱乐，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进行工作和生活，受到广大官兵的尊重和爱戴。
董其武同志艰苦朴素、为政清廉的作风和品质，是很感人的。在１９５２年开展的三反运动中，杨成武同志曾就起义干部的经济问题，向毛主席作了请示。毛主席说：对起义干部的经济问题要划条线，起义前的事我们不管，起义后的事要管，但以教育改造为主，治病救人。当把这个精神告诉董其武同志时，他为共产党、毛主席对起义人员的关怀和宽容政策所感动，主动将起义前后的经济情况写了个明细材料，在兵团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检查交待。在那个明细材料中，他将在起义过程中国民党政府拨给绥远部队和地方的经费、“９·１９”起义后还剩余的２９００多两黄金的用项，一一做了说明。这些黄金，除用于安置干部眷属就业，为兵团在北京办的绥光小学盖房外，其余都交给了公家。随后又将经营人用他的钱开办的几个小买卖，全部交给了国家。
在个人和家庭生活上，董其武同志崇尚清平，反对铺张。他穿的、吃的、用的，基本上都是后勤和管理部门统一发的东西。一些家具用了几十年，已经破旧也不让换。他原在府右街光明胡同的住房，是１９５１年傅作义先生根据周总理的意见给他安排的，到１９５３年还没有暖气。房子矮小，房间狭窄，会客室仅１０多平米。由于３０多年未大修，已经很破旧，有些地方一下雨就漏水。军区早就想给他修理，他说国家经济有困难，过些时候再说吧。到了８０年代中期，军区批了一部分钱，责成管理部门为他翻修房子，他也不让大修，总是劝说大家要尽量少花国家的钱。后来，因军区统一调整领导干部住房，他才不得不同意换另一处较宽的住房。
董其武同志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积极为国家的统一贡献力量。
董其武同志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对祖国的统一一向十分关心。几乎每掀一页日历，就会牵动一次对台湾亲朋故旧的思念之情。愿尽己之所能，为祖国统一奉献微薄之力。实际行动充分反映了他对统一祖国的诚心。多少年来，每逢新年、春节或重大节日，他都要写文章，写信或发表谈话，忠告台湾当局，表达对故旧的怀念和衷心期望。
１９７９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以后，董其武同志进一步希望台湾当局和昔时旧友，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看大陆，不要是总停留在“文化大革命”那个阶段上；对共产党要变多疑为多信，以期为祖国统一的伟大事业作出贡献。
１９７３年初，董其武同志在军区总医院休养。周恩来总理亲自派人到医院了解他的病情和身体状况，当得知他的身体健康良好后，便指定他参加我国政府代表团赴日参观访问。临行前，周总理找他谈话，嘱咐他到日本时，可同住在日本的原国民党的商震将军（商原是阎锡山晋军的一名军长，日本投降后，被国民党政府派往日本做停战监督的工作，以后居住日本）和日本的高级将领们晤谈，以便开展对日对台工作。董其武同志到日本后，见到了商震先生，畅谈了过去的友情，还转达了傅作义先生对商震先生的问候，并邀请他在方便的时候回国内看看。董其武同志访日归来不久，就收到商震先生一封信，信中流露出一旦有机会就回国观光之意。董其武同志把信交给傅作义先生看后，即转呈周总理请示，总理很快指示，以傅先生名义邀请商震先生回国访问。不久，商震先生怀着对祖国的向往和依恋之情，先后两次由日本回国探亲访问，参观游览，并受到国家领导人的热烈欢迎。董其武同志为祖国统一事业所作的贡献，海峡两岸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董其武同志热爱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领导，积极要求参加党组织，誓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
毛泽东主席第一次召见董其武同志并同他长谈之后，他深感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便把加入共产党作为他后半生的最高追求，自觉地按党章要求规范自己的言行，并在１９５６年下半年向党组织递交了第一次入党申请书。
从１９５７年开始的反右斗争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董其武同志没有因为党有过错误而产生怀疑和动摇。粉碎“四人帮”后，党领导全国人民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我国的四化建设指明了方向。这使他非常振奋，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越来越成熟，坚信党一定能领导全国人民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他在１９８０年初，向党组织写了第二次入党申请书。
北京军区党委经过全面分析董其武同志几十年的言行，决定吸收他参加党组织。当军区党委把这个意见报告中央和中央军委后，中央统战部认为董其武同志早已是合格的共产党员。但考虑到他的社会地位和有利于工作，暂不办理入党手续。董其武同志听从了中央的安排。
１９８２年，军区党委考虑到董其武同志多年来申请入党的迫切心情，又一次提请中央考虑他的入党申请。于是，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董其武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党龄从１９８０年党支部大会通过之１月２４日算起。董其武同志听到这个喜讯时，高兴得热泪盈眶，深感自己一生坎坷曲折的道路，终于得到幸运的归宿。当即写了两句话表达他的心情：
“闻道虽晚志不衰，
甘将余生献人民。”
董其武同志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