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发展战略的文化建设 [复制链接]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作为一种发展战略的文化建设
刘东
文化热与文化冷
文化好像是很热过一阵子。就像对体育、气功一样，一时间沸沸扬扬，不管懂不懂，练过没练过，都讲得津津有味。当时，就连最没有文化的人，也都开口闭口“中国文化如何如何”，“西方文化如何如何”……
没有必要嘲笑这种现象，关键在于去思考它背后隐藏着什么东西。要问文化为什么会热，就应该先问问我们国家为什么只有“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如果我们承认社会是一个有机的系统，那就应该承认它的改革也应该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对它的各个层面进行协调的改造。而有关政治改革的研究，文化改革的研究却显得滞后。这是为什么？
这种状况首先是历史造成的。在改革刚刚起步的时候，我们举国上下只能在经济层面的现代化上找到共识。当时提出“四个现代化”这样一种口号，并没有什么不对。相反，如果把全部需要解决的问题都一锅端上来，想毕百功于一役，那反而会使改革加大阻力，难以启动。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仅仅把一场现代化运动局限在物质层面上，毕竟是有很大缺陷的，而且随着改革的深入，这种缺陷就会越来越暴露。
从历史的角度看，认识到这一点并不困难，因为我们过去已经交过一次学费了。从只讲“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到企图解决制度问题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再到高涨现代价值观念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现代化的先驱者们已经在这个层层逼近的思路中走过一遭了。那中间有过许许多多令人悔恨的历史教训，使中华民族痛失过赶上世界潮流的时机。所以，稍有近代史常识的人都会问：难道我们非得再交一次学费不可吗？那样的话，中华民族会被一误再误到何种地步？
文化问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热起来的。这种情况说明了人们在深化改革的问题上已经做好了达到共识的思想准备。这是潜藏在人们心中的对改革的巨大推力。因为“文化热”毕竟和“体育热”或“气功热”不一样，它热衷的不在于那个对象本身，也就是说，那么多人大谈文化，并不是因为他们全都不约而同地感受到了这种或者那种文化的魅力，而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了这场牵涉到切身利益的改革运动似乎缺少某种舍此就不能成功的东西。当时，对于决策者来说，根本就既没有必要对文化热中的某种观点进行裁决，因为无论哪种观点都是以各自的方式呼唤与新的物质文明相匹配的新的精神文化。所以，应该顺势把人们对于文化问题的热情集聚起来，使我们民族在一个更完整的现代化目标下统一认识。
可惜，要么是对文化热的积极涵义没有理解，要么是即使理解了当时也无力抓住它，总之文化是白白地热了一回。而最新的发展是，人们对文化问题的热情已经冷了下来，或者说，“文化热”已经被辍学热代替了。文化再次成了少数文化人的玩物或者苦苦为之奋争的目标，而大多数人则再次恶性循环地关切起眼前的利益来。在这种热情的消退中，不能不说是隐藏着一种对全面改革的失望。
反文化与无文化
我们这样对不起历史赐给我们的时机，历史不可能不报复我们。如果说“文化热”还遗留下什么东西的话，那就只是一派消极的悲观情绪。这种情绪由于现实的制约而不得不去寻找一种曲折的和变形的表达。所以，人们普遍去“项庄舞剑”般地骂老祖宗没出息，骂中国文化只能造就我们这些“丑陋的中国人”。电视系列片《河殇》之所以会引起那么大的社会效应，正是因为它既反映又迎合了这种心情。
我们当然应该去逼问中国传统文化内部为什么不能够导出现代指向。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如今在现代文明的入口处迟迟挤不进去，也全归于传统文化。其实，中国文化传统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早已不复存在了，现在只留下古代大厦的残砖碎瓦。我们若把现实的困境统统由一种“文化宿命论”来解释，那就会使我们丧失历史主动性和推卸历史责任。
值得深思的是：在人们抱怨中国传统文化拖了我们后腿的同时，台湾的经济学家却在担忧传统文化的丧失将会减弱他们现代化的势头。那么，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呢？我认为，关键就在于我们没有能够建立起一种新的、符合现代理性的文化规范去对传统文化进行一次再整合。尽管我们的传统文化在其基本走向上跟现代文化风马牛不相及，但由于历史无法割断或者重新开始，我们绝不可能在一片文化真空中开展现代化运动。古代的大厦确实没有现代的功能，但如果你真对那楼上的每一砖一瓦都深恶痛绝，那我们就没有建筑材料来改建新楼了。因此，最关键的问题还是我们要拿出一张新的建筑蓝图来，然后挑选旧楼的砖瓦和构件，让它们都服从新的设计要求。这样，传统文化中符合现代化需要的那一部分就会发扬，不符合现代化需要的那一部分就会萎缩，整个社会自然会全面地得到革故鼎新的转型。比如，中国人确实能吃苦耐劳，这和传统文化中的“安贫乐道”有关；而中国人又确实盼望能大吃大喝，这似乎也和“乐感文化”有关。一个“乐”字，把这两面都包容了。如果我们能够有一种新的社会规则和理性规范去重新整合这种心理的二重性，它本来构不成对现代化的威胁，只有促进它。
正因为这样，我倾向于把我们目前的状态称为“无文化状态”。也就是说，既不是传统文化，也不是现代文化，既不是东方文化，也不是西方文化，只是一种最没有着落的无根状态。任何一个社会共同体，总要有它的价值标准，有它的行为规则，才能在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利己和利他等等之间维持一种基本的平衡，它自己才有可能存在下去。这才能叫做一种健全的文化。而我们现在实际上因为失去起码的规则，什么都走了样，最豪华现代的计程车也叫你享受不到现代生活快节奏的效率，最历时悠久的四合院也叫你享受不到古代生活安闲悠然的情调。可以说，由于立不起正面的东西来，人们往往把东西文化的负面东西都发扬起来了。我们有西方的性解放却没有西方的个性自由，有古代的裙带风却没有古代的考试、监察制度；有古代的官本位却没有古代对教育的重视。中国的改革不论如何改，但在最该变革的地方偏偏以不变应万变。因此，在逐步活跃的市场经济和制度层、文化层之间产生了巨大的落差。为什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关键在政府显示不出现代国家的功能。为什么思想政治工作收效甚微？关键在于你说的东西早已滞后于现实的生活。这就使得我们的社会整个儿像一场没有比赛规则的足球赛，老的规矩失效了，新的规矩立不起来，连裁判员都不知该怎么吹哨，所以只能引起越来越多的球场骚乱。
必须有强烈的文化危机意识
还是说“球场骚乱”的比喻。如果一个野蛮人看到这么多人为一个球争得你死我活，大打出手，他会以为人们缺的是那种球，所以他会认定，只要发展经济，多生产一些球，让每人都抱一个，问题就解决了。但如果一个文明人听到了这种看法，一定会笑着告诉他，生产再多的球也没有用，因为他们缺的不是球，而是玩球的规则。我们的情况正是这样。
过去，我们总以为历史的起点只是物质生产，上层建筑里的事只有等吃饱了肚子才能干。这种单线的因果决定论完全忽视了精神取向和文化氛围在现代化运动中同样不可偏废的重要作用。正因为这样，我认为应该特别研究一下韦伯的思想。为什么哪里深入进行现代化运动哪里就兴起韦伯热？首要的原因就在于韦伯强调了文化的内部精神与资本主义兴起之间的必然关系。韦伯认为，在合理型的资本主义形成之前，资本主义的理性“精神”和物质“质料”都必须先行呈现，缺一不可，因为只有两者的结合才能产生革命性的综合，导致现代的经济类型，而这种情况凑巧最先出现在西方。从这种观点来分析我们今天的现状，不难看出，如果我们的改革只强调物质层面，不强调文化精神层面，那中国就永远只能是一个瘸脚巨人，根本无法放开步伐跟上现代化潮流。即使你把经济发展放到再突出的地位，它也很难高速发展，因为文化氛围不能保证一种合理的行为模式，经济活动也就不可能得到理性化操作。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对那些总以为吃饱了才能搞文化的人说——要是没有文化，就总也吃不饱。
文化关系到一个民族的精神素质，反映出这个民族有没有具备进行现代化起飞的心理基础。这一点，早在五四时代就已经被认识到了。比如胡适就曾打定主意要在思想文艺上为中国的现代社会建设一个革新的基础，他认为这种新文化建设是真正能治中国病根的一付缓药，见效虽然慢，却能为中国真正造下“不能亡之因”。令人痛惜的是，在７０年之后，在中国的改革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之后，我们似乎仍然没有在这样一个问题上统一认识，仍然目光短浅地以为在文化上的投入是见不到效益的。真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人们才能头破血流地再一次把圈子兜回来，开始下一轮的“文化热”。
因此，借此机会，我要向全社会大声疾呼——我们不仅要有经济上的危机意识，也要有文化上的危机意识！我们要看到，文化上的失范将比经济上的失控更长久地拖中国现代化的后腿。所以，除非我们主动地迎合现代化潮流去建立一种新的合乎理性的文化规范，否则巩固改革、深化改革、保卫改革的想法就只能是空谈！
文化从来是一个整体。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中，根本由不得你挑挑拣拣，想要这个层面而不想要那个层面。因而，只要现代化的按钮一启动，各个层面现代化的问题总是要被提出来的，而且迟早是要解决的。在这个问题上早走一步，中华民族就多一分主动，成为亚洲经济巨人的理想就多一分现实可能性。
尽快制订和实施文化战略
制订和实施文化战略，我们首先需要确定一个发展的总方向。
这个总方向不是别的，正是理性的文化规范。它是一个现代社会赖以生存的基本生命线，是共同生活着的现代人的基本交往规则。我们必须首先确立的，正是这样一种理性的社会规范的权威。
当然，一个社会中理性规则的逐步完善和理性权威的逐步树立，是和它的全体成员的理性精神的成长同步的。但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应该把规则先立起来，把它作为一种新的价值准则。
只有经过反复的讲理和较量，让每一个社会成员逐步认识到：想要不守规则来谋私利，只能是适得其反；只有老老实实地按规矩公平竞争，才是对自己最有利的。只有到大家对理性的权威心悦诚服，并且自觉地把维护理性规则看成是维护自己正当权利的时候，我们这个社会才能找到一种秩序，才能正常地开展它的活动。
现在，有关“新权威主义”的讨论正是热门。也许，鼓吹这种口号的人所带来的唯一积极的东西，就是大声疾呼地提醒大家——由于文化的失范，我们这个社会正在日益地失控。一个社会的确需要权威。但我认为，真正顺潮流合民意的权威，只能是理性的权威，而不是哪一个人哪几个人的权威，甚至也不是政府的权威。在宪法之下，政府和每一个个人一样，都只是一个必须遵从的法人，只有这样才能符合它的长远利益，才能保证社会的长治久安。在这方面，政府必须和所有公民一样学会理性地行为和操作，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进行现代化的转型。只要一个社会是建立在理性的规范下，是正常有序地向前发展的，那么，这个社会就可以保持它的向心力，可以使人们热爱它，为它作出积极的贡献。我想，只有到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包括政府为了自己的权利不被损害而学会了随时准备进行“护法战争”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算有了理性的勇气，才算是启蒙启开了窍，才算是把中国送上了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