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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主要农产品生产的徘徊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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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89-05-21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如何看待主要农产品生产的徘徊
詹武
为了使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早日结束徘徊局面,重新走上稳定增产的道路,我们首先需要弄清1985年以来主要农产品生产从高速度发展转向下降和徘徊的真正原因,以便对症下药,解决问题。以下是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
主要农产品生产出现徘徊的原因
其主要原因有五:
(1)在1984年农业连续全面大丰收的好形势下,将粮食、棉花、油料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取消生猪派购,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当时规定合同内按比例价收购,合同外按市价自由销售,市价过低时按保护价收购。这种合同制与保护价机制如果运用得好,是可以促进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稳定增产的。问题首先出在对当时主要农产品生产形势估计的失当上。虽然1984年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获得空前大丰收,但由于中国人口众多,人均占有粮食只不过800斤,还是一个比较低的供给水平,并不宽裕。棉花、油料等也是如此。只是由于仓储不足,交通运输和加工环节跟不上,以及流通不畅等原因,导致许多地区出现“卖难”现象。当时,对这种“卖难”现象并未进行科学的分析,而错误地认为粮食、棉花、油料等主要农产品已经绝对过剩,似乎中国不再是愁农产品不足,而是愁农产品过剩;不是着力于如何持续地稳定地增产,而是设法转化甚至限产。
(2)由于上述对形势过份乐观的估计,导致对粮、棉、油等实际收购价格掌握偏低。例如粮食收购实行倒三七比例价,使新商品粮地区粮农吃了亏。与此同时,不少地方在收购时压级压价,取消农用生产资料“三挂钩”政策,其他一些各地规定行之有效的奖励粮、棉、油生产的政策措施,也大都废弛了。这样就使农民从事粮、棉、油生产的比较利益下降。
(3)经营部门的经营体制不适应。当粮食出现“卖难”,粮农纷纷抛售粮食时,经营部门怕多收购增加亏损,财政部门怕增加补贴,不仅不按保护价收购,反而乘机抛售400多亿斤,使已经降低的粮食市场价格更加下跌,使市场上卖粮更加困难。这又使粮食的比较利益下降更加严重。
(4)从1985年以来,通货膨胀持续发展,而且愈演愈烈,对农村商品经济尤其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生产的发展构成威胁。突出表现在农用生产资料价格猛涨,其涨价幅度大大超出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加上囤积居奇、转手倒卖盛行,使农民很难得到平价生产资料供应。例如对湖南省益阳地区粮食生产成本调查:1980年50公斤稻谷可分别换回钢材26公斤、水泥225公斤、柴油40公斤,到1985年只能分别换回16.3公斤、136公斤、20.4公斤,大约少换40—50%;而1987年每亩稻谷生产费用又比1985年上升42.6%。这就使得在1984年以前由于合理调整价格结构而缩小了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又重新扩大,使从事粮、棉、油生产的农民比较利益更加严重下降。
(5)工农业比例关系重新趋于失调。1984年以来,基建投资规模加剧膨胀,加工工业超高速增长。1988年工业与农业的增长速度之比,为6.7比1,大大超过了3比1的正常比例,使农业难以承受。特别是对农业基本建设和农用工业的投资比重急剧下降,全国对农用工业投资的比重由1952—1980年占4.2%下降为“六五”期间的1.3%,影响了农业生产资料的增长。农用生产资料供应日趋紧张,各种“倒爷”投机之风盛行,农民哄抢化肥、农膜等事件也屡屡发生,这也进一步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
以上是就全国大部分地区而言的。但也有少数地区当时对农业形势有比较正确的认识和掌握,没有放松过对主要农产品生产的重视。例如,北京市1985年以来对原有奖励粮食生产的政策措施照常执行,对农业的投入不减,并加强了科技措施,粮食生产除1986年微减外,1985、1987、1988各年均保持稳步增长的好势头。生猪生产,山东省诸城等县和四川省等少数省区采取了有效的流通和社会化服务措施,使渠道畅通,猪多时卖猪不难,养猪农民得到了保护价的保护,在饲料供应上也有保证。因此,他们从1985年以来生猪产销基本平衡,生产稳步上升,出现了良性循环的“小气候”。
同几种看法的商讨
几年来主要农产品生产出现下降和徘徊,引起人们严重关切,议论很多。其中,有几种看法值得商讨。
第一种叫“周期波动”论。有的认为建国以来,粮食生产发生了七次周期性波动,周期长则7年,短则2年,平均4—6年。因而认为粮食生产1984年以前连续6年丰收到1985年以来4年下降徘徊,不过是历史上惯例的周期波动罢了。
指出建国以来粮食有周期波动,这是对的。但这样笼统地谈论周期波动,不仅没有说明这一次为什么在1984年和1985年间而不是别的时间发生波动及其具体原因,而且会掩盖对导致历次波动的不同原因的具体分析。其实,建国以来粮食的七次减产,可区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主要由于自然灾害造成的,这是多数年份;二是主要由于政策失误造成的。这两种原因造成的减产具有不同的特点。就主要由自然灾害造成的减产说:一是幅度不大,多数在5%以下;二是恢复期,一般短一至二年;三是由于自然灾害带有周期性,从而使由此造成的减产也带有周期性。而就主要由于政策失误造成的减产分析,则第一减产的幅度大,如1959年减产15%,1960年减产18%;第二政策失误常常带来生产力的破坏,因而恢复期长,1958年的政策失误,用了6年时间才恢复起来;第三,不带周期性。
根据这些特点判断,1985年的粮食减产带有政策执行偏差的特征:减产幅度较大(7%);恢复期也长,时过4年仍未恢复到1984年的最高水平。
第二种叫“停滞难免”论。认为1985年以来粮食生产出现下降和徘徊,说明农村改革的政策效应已成强弩之末,必须由技术效应来替换政策效应,而由于技术进步周期规律的限制和国家财力困难的限制,农业在较长时期内停滞徘徊已不可避免。其实,1985年以来粮食、棉花、油料等主要农产品生产出现下降徘徊,不是说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发展农业制定的一系列正确政策没有效应了,而是由于对形势的估计和对政策的贯彻发生了偏差所致。而且就在1985年以来这4年全国大多数地区主要农产品处于下降和徘徊时,少数地区由于比较正确地认识形势和贯彻政策,主要农产品生产一直稳步上升,没有出现下降和徘徊。同时,从十三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各地重视抓粮、棉、油生产,调高了收购价格,随着定购任务完成陆续开放了粮食市场,加上粮食市价的提高,使粮农的比较收益有所提高,因此,全国粮食播种面积扩大近2000万亩,油料种植面积也有所扩大,开始出现了一点好的转机。这些对比证明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制定的发展农业的政策效应,不仅没有成为强弩之末,而且是很有生命力的,如果认真贯彻执行,主要农产品生产就可能走出徘徊转为稳定增产。
再以科学技术而论,说技术进步存在一定周期性,这是对的。但周期主要长在研究和试验的过程上。至于农业上许多成熟技术的推广,见效还是比较快的。目前我国农业科学技术成果转化率只有30—40%,如果把它提高到50—60%,其效益将很可观。杂交水稻比常规水稻平均每亩增产75公斤,杂交玉米比常规玉米平均每亩增产50公斤,地膜覆盖平均每亩增产100公斤。复种指数现在只有149%,如提高一个百分点,就等于增加1500万亩种植面积。科学技术方面的潜力很大,是大有作为的。可见不论从政策效应或技术效应看,所谓“我国农业在较长时期内停滞徘徊不可避免”之说,并不符合实际。
第三种叫“资源短缺”论。认为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如何解释当前的农业形势,而在于确认农业资源短缺这一事实。1984年和1987年的农业形势不过是农业资源短缺曲线的周期波动特征的反映,而如何认识和解决短缺问题才是我们的着力点。
我国人均耕地和资源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是事实。但这种资源短缺的情况是早已存在的长期因素,不能说明在同样的资源短缺的条件下,为什么从1979年到1984年主要农产品能连续丰收,而1985年以来的四年中却出现下降和徘徊。
应该看到,我国人均耕地和资源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并不说明我国农业生产无所作为。我国未开发的资源还很多,只要政策对头,调动起农民稳定持久的积极性,在开发资源上也是大有作为的。就其广度而言,全国还有成片宜农荒地约5亿亩,可垦成农田约2亿亩。未曾利用的海水、淡水养殖面积约有4000万亩,宜林荒山荒坡约11亿亩,宜牧草山草坡6亿多亩。就其深度而言,全国现有中低产田占耕地总面积的65%,增产潜力很大。例如鄂北丘岗地区五个县,近些年来通过开展农田基本建设,改善生产条件,粮食亩产由50公斤提高到300公斤以上,成了全国粮食高产地区之一。
第四种叫“超常规增长转入常规增长”论。认为1981—1984年是建国以来三个超常规增长阶段之一,它是农村生产关系深刻变革的结果,带有明显的补偿性。这种超常规增长的结束是必然的,目前已进入常规增长阶段。
我认为,说1984年以前主要农产品连续丰收带有一定的恢复或补偿的因素,是有道理的。但第一,此论不能说明为什么恰恰在1985年而不是别的年份发生这个波动。第二,此论将1985年主要农产品生产由于对形势估计和政策执行的偏差造成的非正常减产,说成了正常的必然性。第三,1985年以来四年中,粮食有两年减产,即1985年、1988年共减产3800余万吨,两年回升,即1986年、1987年共回升2500万吨,没有恢复到1984年最高水平。棉花四年都减产,油料三年减产,都明显低于1984年或1985年的最高水平。因此,这四年显然不能称作“常规增长”,而是徘徊局面。
第五种叫“土地国有或私有”论。认为1985年以来粮食徘徊,说明了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效应已经不大灵了,今后要适应扩大经营规模的需要,或进一步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必须对现有土地所有制进行改革。有的主张要朝着土地国有改革,有的则主张向着土地私有改革。问题首先在于,用家庭承包责任制失灵来说明1985年以来粮食生产徘徊,如上所述并不符合事实。再则,实行土地国有或私有,也达不到进一步调动粮农积极性和扩大经营规模的目的。正如有的同志所阐述的那样,土地国有,将所有制人为地拔高,会挫伤农民积极性,使农村陷入经济困境。土地私有,一是会使国家和集体丧失土地支配权,而农民惜售土地,将会妨害土地的合理利用,不利于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二是会削弱对农业生产的投资能力。有人计算,我国耕地资产约2万多亿元,如果经营规模扩大一倍就需1万多亿元,由农业生产者支付如此巨款,实际办不到,即使办到,农业再生产所需的其他投资也会遇到极大困难;三是会产生土地投机,农业用地将大批转作他用,对农业生产造成越来越大的困难。
总之,只要我们正视造成主要农产品生产波动和徘徊的真正原因,坚决遵循党中央提出的农业一靠政策,二靠科学,三靠投入的方针,抓紧体制改革、结构调整和完善其他政策上、科技上的措施,全面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同时确立正常的市场秩序,健全市场价格机制,根治通货膨胀,建立起良好的宏观调控机制,逐步提高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特别是主要农产品生产的比较利益,稳定农民的积极性,那么,我国农业特别是主要农产品生产就完全可能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对此,我们既不应盲目乐观,更用不着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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