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兰线上的文化战士——记天兰路武山工程段的业余文工队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天兰线上的文化战士
——记天兰路武山工程段的业余文工队
丰野
编者按：这里发表的“天兰线上的文化战士”，记述了天兰路武山工程段的业余文工队的创造性活动。他们在设备十分简陋和人力异常缺乏的条件下，为修筑天兰铁路的工人们演出了许多戏，同时也锻炼和提高了他们自己。这一事实有力地批判了某些文艺工作团、队片面强调技巧、追求形式、铺张浪费等错误思想和作风。
我们修筑天兰铁路的工人同志，不但在建设祖国上是生产能手，在文化娱乐和艺术活动上也是热烈的爱好者和智慧的创造者。天兰线武山工程段的业余文工队就是这样一个突出的例子。
文化教员又是这个业余文工队的队长郭健同志，非常热情地引导着我去参观了这个队的驻地。我们走进了一座破旧不堪的院落里。那是傍晚的时候，也正是他们最高兴最愉快的时候，院子里敲打得很热闹，他们刚刚从工地回来，吃完了饭连休息都不休息一会就到这里来练习演唱节目。十字镐和铁锤被整齐地排列在院子里的一角，它们的主人，那双粗糙的手现在正拿着手风琴、胡琴和提琴在演奏着，有的背着腰鼓到外面广场去练习刚刚学会的新花样去了。“不上地主当”歌剧的演员们和乐队，把谱子和唱词写好挂在墙上，正在屋子里专心一意地练习着，院子里蹲在地上围成一堆的人，忙着为一个什么剧在对台词。
“我们准备在‘五一’节演出，”郭健同志说，“所以现在得加紧排练，硬是得挤着时间搞。”
“你们白天生产，晚上还要排剧，也真够累了。”我说。
郭健同志笑了笑，说：“常是这样，你看，大家简直像不知道累似的，劲头高得很。排上一会儿戏，他们还要去开会，因为我们的人大部分都参加了打虎队。现在，噢……”他看了看表，“只有一个来钟头的排练时间了。”
我们走进一间屋子里，墙上挂的，地上放的，桌上摆的完全是各种乐器和道具。郭健同志拿过一个胡琴叫我看：
“自造的土货，不好看，声音还对付。”
接着他给我讲起来了，说这些乐器和道具，都是在山地困难的情况下，自己动脑筋、想办法制造出来的。一年来他们就用着这些简单、粗糙的但很实用的一套所谓设备，排演了几十个大小剧本，可以说勉强地满足了广大职工文娱生活的需要。
文工队的队员绝大部分都是原来一字不识的文盲。都是工人和他们的家属中间爱拉爱唱的人自动组织起来的。经过一年多来的刻苦学习的结果，说他们是“文盲老粗”，这已经是不公正和不合事实了。因为他们每个人，现在都学会了至少两种以上的本领——拉、唱或者表演，普遍地都能认简谱、打腰鼓，学会了认字和书写，阅读简单通俗的书报。
腰鼓队在外面广场上打得挺热火，在这里郭健同志特别向我提到史进财这个人。史进财正在为腰鼓队敲锣鼓，他是那样专心地对待着自己的工作，以致我们叫了他两声都没有听见。
郭健同志说：“他是我们队上的炊事员，现在已经学会了拉胡琴，不过还不熟练。”
“演出时他也参加么？”我吃惊地问。
“要参加，我们人手少，一个人都得顶几个人用。”
开会的时间到了，腰鼓队停止了练习，他们把腰鼓解下来，一面擦着满脸上的汗一面跑步向会场赶去。我特别注意了一下史进财，这个认真负责的炊事员，把他的铜锣拿回院子里向墙上一挂，按照着他的工作规律，从墙角里挑起水桶担子就担水去了。因为大家明天一早要去工地劳动，他得提早准备作饭的水。这个业余文工队的组成，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过了一段艰苦过程的。
一九四九年十月间，铁道兵团第一工程处第二工程队修完了保石段的工程之后，又接受了新的任务开到北同蒲段进行抢修工作。这个工程队的队长
（即现在武山工程段段长）丁万臣同志，觉得工友们一天辛勤劳动需要有文化娱乐来调剂生活，就向处里要了几个文化教员，分配到各个中队去教歌子、识字，慢慢提高了工友们的学习兴趣，接着就建立了正规的文化学习制度。一九五○年七月队伍来到西北，先在宝天段作工，以后又来到天兰段，担任了南河川一带的工程任务。工地离城市太远，电影、戏看不上，任务又艰巨，工友们的文娱生活要求就更迫切了。工友们一下工就嚷嚷着说：“电影队怎还不来？该叫咱们看看戏呀！”当时有些工友们就说：“不来，不要紧，咱们自己搞！”就这样，各个中队的爱拉爱唱的人，在文化教员郭健同志的鼓励和帮助下，集合起来编成了一个三十多人的小队，在不影响生产任务的原则下，成立了这个业余文工队。
业余文工队刚刚成立的时候，除去三十几个人
（几乎全是文盲）和两把胡琴而外，再没有什么设备。但是，只要有了人，什么都可以造出来。文工队员们的劲头真高极了，白天到工地里去修路，晚上回来，一放下工具就拿起乐器学开了。唱歌子不认识简谱，就用耳朵听，一句句的教，非把歌子学会不可。要对台词，不识字，也是叫别人一句句的念，记熟之后，再按照对话配上表情。乐器不够，自己当木匠制造；没有幕布，就把奖金拿出一部分，把每月吃伙食剩下的洋面口袋卖出，用这笔钱去缝了个外幕和内幕。（工友们还因此给他们起了浑号叫“面袋剧团”）先是光唱唱歌子、扭扭秧歌，这还容易，但是工友们说：“没意思，要看又说又唱的戏。”于是他们编戏了，大家坐在一起，把自己看见过的有趣的事情讲出来，想个人物故事，把它连接起来，再把记得的什么剧本上的插曲或听过的调子往上一配，一个戏就编成功了。要演出了，没有女演员，男的顶。没有假发，把麻绳梳开用墨染成黑色，披在头上就上台了。工友们看了挺高兴。但是时间长了，老是这一套，大家又不满意了：“多多搞呀，编个新鲜的看看呀！”文工队的同志们信心百倍地回答说：“要搞好的，以后看吧。”但是大家为着这么一个问题在发愁：“男装女总是怪蹩扭的，得弄几个女演员来。”
这问题还要靠自己解决。没有妻子的队员对那些有妻子的队员说：“去！把你老婆找来参加剧团！”有妻子的队员说：“啊呀，乡下土包子怎么能成！”“能成，学两天啥都会了，你还不是老粗过来的？”就这样向家属发动起来，有些妇女怩忸着不肯来，丈夫就说：“这就是抗美援朝，多光荣的工作，去参加吧。”为了带头，武山工程队队长丁万臣首先把他的爱人张月荣说服动员参加了；郭健同志把他已经有了两个孩子的爱人王树祥也动员参加了。于是邵春亭、刘淑华、郝淑芝、李焕珍等等都参加了剧团。经过大家的帮助学习，这些原来一字不识的农村妇女，进步很快，不但能出台演戏，快板、相声、独唱、大合唱也都参加了。
演员的问题一解决，文工队的排练、演出工作就更频繁了，大家的热劲也像火一样。简单短小的剧可以演，就是复杂的多幕剧也大胆地排出来演。如最近他们正在排练的“不上地主当”就是个四幕大歌剧。前些时候他们还排了“群众日报”上登的话剧“圈套”。
一年来，他们演出的剧本是很多的，如：“学习好”、“干活要认真”、“一把钳子”、“十个滚珠”、“带头干”、“内外夹攻”等等够几十个；自编的还有：“不识字的害处”、“破除迷信”、“改造思想”、“新劳动态度”等。这些剧在安定工友的生产情绪和激发他们的劳动热忱上，是起了作用的。同时，也正是由于通过了这些辛苦的排练和演出工作，提高了他们自己，学会了认字和识谱。
一九五一年十月间，上级交下了紧急任务：年底前必须铺轨到一二○公里。以丁万臣为首所组织成的钉道队接受了这个铺轨任务。十二月初业余文工队奉命跟着钉道队出发了，从南河川开始，就过着野战式的紧张生活，跟着钉道队住帐篷，冒着寒冷，沿村沿站作演出活动，一直到陇西。几位女同志在这里更表现了坚强战斗的精神。如李焕珍，已经怀了孕，跑来跑去很不方便，还坚持着工作；王树祥带着两个小孩子，常常是把孩子在后台哄得睡着了，她才赶紧化装出台去演戏。剧团常常要移动，东西很多，她们和男同志一样搬行李、背道具，从来没叫过苦。
“同志们就是用着这样的热情来工作的，真使我越干也越有劲了”郭健同志最后这样说。
“是啊！这里太需要文娱活动了，应该多有几个剧团才好。”我接着说。
“西安怎么样？剧团多吗？他们应该来几个呀！怎么不来呢。”
“是应该来的，我想一定要来的。”
郭健同志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说：
“来了就好了，也好让我们观摩观摩，学习人家的技术。你真不知道，戏看不上，又没有电影，我们简直在瞎摸索。最近我们买了一批电影连环画，就是为了要研究、学习人家的表情和演技，……”
这时，从那面屋子里传来了歌声，清脆优美的嗓子使我不能不停下来静听。
“我们的女演员，邵春亭。”郭健同志夸耀似的微笑着向我说。
“也是农村妇女吗？”我问。
“是啊，可现在什么都学会了，还常常出台独唱哩。”
（原载西安“群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