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乱不堪的文化市场　难免损害青少年 漏洞百出的书号交易　如何看待经纪人 协作出版的背后 [复制链接]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混乱不堪的文化市场　难免损害青少年
漏洞百出的书号交易　如何看待经纪人
协作出版的背后
新华社记者 李光茹 张宝瑞
北京、广州、武汉、沈阳……琳琅满目的大小书摊上充斥着性知识、凶杀、相面、赌博、“文革”内幕、人体摄影等书刊，花里胡哨的广告使人眼花缭乱。 　陈荒煤将书摊上那些书名、篇名归纳为这样几个字：爱、情、淫、性、奸、杀、惊、奇。武汉桥口区有一条胡同，长不到２００米，却有４０多家小书摊。书棚设备很简陋：门前搁块木板，摆上１０来本书，后屋却堆起比人还高尚未开包的书籍，随时批销给附近的城镇或农村的书贩。难怪这位老文化人对此茫然不解：“我头一次进入这样的文化市场，感到其活跃程度超过了３０年代上海四马路的许多小书店。”
有关部门这两年收缴非法出版物７２２万册（盒），罚款４９０万元，查处案件上百起。然而，时至今日为何色情淫秽读物还占据着图书市场的某些角落？
信手翻看那些低俗书刊，版权页上都印着书号、刊号，已非几年前的非法出版物。那么它们是怎样获取合法出版权的呢？
播下龙种收获跳蚤
为找寻答案，记者走访了一些出版社，听了多方意见，得出这样的结论：绝大多数的坏书、坏刊是在“协作出版”或“代印代发”的名义下进入图书市场的。
１９８５年开始推出的协作出版和代印代发等改革措施，初衷是为缓解长期困扰图书市场的“出书难、买书难、卖书难”的矛盾，尤其是学术著作出版难的问题。
有关部门对协作出书曾有明确规定：只限于学术著作和科技著作，协作对象限于国家科研教学单位、机关和国营企事业单位，书稿要经过终审终校。代印代发也有具体规定：必须是出版社编好的书；可委托外地印刷厂和发行单位代印代发，但不能委托给个人；委托者和接受委托者都要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今年１月１７日，新闻出版署又发布文件，对协作出版和代印代发作了补充规定。
出版改革中采取的这些措施，确实挽救了一大批学术专著，使出版周期大大缩短，借助社会力量缓和了出版社资金紧张状况。然而，一些劣质图书也鱼龙混杂，打着协作出版的旗号出笼了。
书号成了有价证券
新闻出版署有关负责人介绍说，不少出版社不同程度地违反出版管理规定，以协作出版、代印代发名义卖书号，从而破坏了出版工作的秩序。
书号、刊号是正式出版物的标志，既不投入劳动，也不产生价值，根本不具有商品属性，而如今却成了一种极俏的有价证券。有些出版社利用国家授予的出书权，非法将书号和社号出卖给书商，并收取一定的“管理费”。时下通行的“管理费”一般在图书总定价的６％至１０％之间浮动。
在金钱的诱惑下，卖书号之风在不少地方越刮越猛烈。去年新闻出版署查禁的１０多种书籍，如《玫瑰梦》、《情场赌徒》、《销魂时分》等，几乎都是出版社把书号卖给书商出版的。
据了解，过去只有少数名不见经传的出版社卖书号，现在连一些名牌出版社也亦步亦趋；过去只暗地里卖几个书号，现在却是明码标价，大批出卖。有的出版社成立后，正经书没出多少，书号却卖了几十个。一些出版社竟把书号承包到编辑头上，编辑出差时“背”着书号找买主。还有的出版社公开兜售书号，１．５万元一个。
一批被称为“图书倒爷”的个体书商，专门收罗武打、凶杀、色情、迷信等热门书稿，独家包印，独家发行，从中牟取巨额利润。
看到这些，一位老出版工作者心情沉重地说：“争出平庸之作，甚至去卖书号，砸牌子，丢脸哪！生产名牌物质产品的企业，谁都容不得假冒名牌的伪劣商品，难道生产精神产品的出版社，却心甘情愿把牌子卖给别人出版低劣或有害读物？！”
书商为何如此神通广大，原来是靠钱打通一切环节：以高价稿酬拉书稿，用钱或物搞书号，递红包买通印刷厂……一位出版社社长讲了这样一件事：有人找他要买４个书号，愿给现金３万元，外加一套家用电器，被他严词拒绝。但也有主动向书商要价的人，一开口就要几千元的“劳务费”。据闻，有一家出版社的责任编辑一部书就得贿款５０００元，比作者的稿酬还要高。在一些编辑家里，魔术般地出现了彩电、冰箱、录相机、程控电话等。
卖书号实际上是一种“官倒”
有人说，卖书号实际上也是一种“官倒”。他们将国家赋予的出书权倒卖出去，成了“创收”的一条捷径。至于买书号者出什么样的书，悉听尊便，合同往往成为一纸空文。据调查有以下几种情况：
——未经终审终校就开印。《情场·间谍》一书，未经终审签字便匆匆开印，结果版权页上连书号都漏印了。
——收不回管理费。有的书按合同规定出书后半个月即付清全部“管理费”，可一年多过去，“管理费”杳无踪影。
——印数失控。《护花铃》版权页标明发行册数为６．５万套，协作单位却加印４３．５万套，既免交一笔“管理费”，又偷税、漏税。
——以书代刊。合同上写明图书３２开，出版后变成１９开杂志，并塞进不少私货。
——私自转卖合同，从中牟利。有的书商买到书号后，转手倒卖，牟取暴利。
目前全国有国营书店９０００处，集体、个体书店１．１万处，书贩４万余个，书商中“专职”、“兼职”皆有，有以私人承包形式出现的集体、个体书店经理，也有待业青年、个体户、离退休工人、干部及出版社、印刷厂、邮局等单位的公职人员等。他们在编、印、发过程中，用请客、送礼、给现金回扣等手段经营图书，偷税、漏税。国营书店受财税制度限制，只好眼睁睁地坐视社会集团图书购买力的流失。书商掌握着集体和个体的主要发行点，几十万册的图书很快便能脱手，新华书店则显得力不从心。
出版发行目前呈无序状态，是一种无规则的竞赛，混战结果是国家减少收入，文化“倒爷”大发横财。有人埋怨现在出书是“书商得大头，印厂得中头，出版社得小头，作者得零头”。坏书《玫瑰梦》的承包商因此书获利９４万元，书被查禁后，他携巨款逃之夭夭。现在有的大书商已成为百万富翁。
市场发育不健全，流通领域才可能出现大批“官倒”。图书市场的“官倒”猖獗，与传统出版体制过度单一的行政控制，有必然的联系。
对图书经纪人不宜简单否定
当然，优秀的书商也不乏其人。北京树人读者俱乐部经理郑忠贵雄心勃勃地要当中国的图书大王。他专门经营社科类图书，开设的树人读者沙龙有１万多名会员。他嘲笑一些书商层次低，素质差，只知道赚钱。四川有一家个体书店近日出资几万元，与中央某报联合开展评选全国优秀青少年读物活动。北京都乐书屋、三味书屋等集体书店专营文学、社科类高雅之作，颇受读者欢迎。
在历史的长河中，经纪人的出现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中国图书市场上的书商现象也决非偶然，人们对此褒贬不一。叫好者说它适应了一种客观需要，活跃了图书市场；主张取缔者说它专出乌七八糟的东西，导致图书市场混乱；更多的人则认为，不能再放任自流了，亟待加强管理和引导。
人们开始透视卖书号及其书商现象，思考着良方妙策。
新闻出版署有关负责同志感慨：追求利润的冲击太厉害了，物质力量形成了庞大的对立面，相形之下，批评、整顿太没有力量。对出版社间接晓之以义，敌不过它直接得之以利。许多出版社负责人也有同感：国家要从出版政策上体现出“两个效益”的统一，不给特殊政策，要优化选题的回旋余地实在有限。
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对出版物实行低税、减税及零税等优惠扶植政策。出版界建议国家对不同类别的图书应实行不同的税收政策。
大批书商出现，但缺乏统一的管理机构和法规，文化、工商、公安等部门似乎都在管，谁都没管好。据了解，有关方面正在制订对书刊市场、集体和个体书店管理的具体规定。有人建议，必须成立一个权威的执法机构，对违反规定的书商要从严处理。今后对违反规定的出版社必须重罚，罚款应同个人挂钩，以促使责任编辑、总编辑对协作出版的图书严格把关。中国青年出版社负责人提议：要规定协作出书的数量，以防止专门靠卖书号过日子。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