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福利的思考——与国家体改所刘瑞中一席谈 [复制链接]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经济界人士访谈录

　　对福利的思考
——与国家体改所刘瑞中一席谈
本报记者 董焕亮
低收入的福利国家
“目前，中国已成为一个低收入的福利国家。”记者到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采访时，青年学者刘瑞中开宗明义地讲。他认为，福利的泛化使城市改革的余地变得狭小，加重了改革的艰巨性。
习以为常的事物，一般人往往视而不见，或见得不深。福利，即其一。且不说基于人道主义考虑的救济性福利，政府补贴的低价供给的食品、水电，各单位向职工发放的名目繁多的实物——鸡鸭鱼肉“应有尽有”，还有公费医疗、住房，不都是福利么？刘瑞中说：“与印度及其他低收入国家相比，我国人均收入仅略高于它们，但公共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要高得多；与中下等和中上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人均收入分别低几百美元，逾千美元，但公共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却要高４．１％。国际比较证明，我国在人均收入低的情况下，社会福利化程度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水平。”
形成的历史原因
谈到我国福利现状形成的过程，刘瑞中指出，从解放初期开始，我国的集中型计划经济为了积聚财力、物力，谋求高速度实现工业化，在普遍实行低工资的同时，有限度地发放福利品，以保证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人们把它视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近些年，在国家征收奖金税以后，作为一条不纳税的分配渠道，福利像漫溢之水，迅速泛化——福利品超水平，超范围地发放。１９８５年，我国城镇职工各种工资性收入总额为１７５８．８５亿元，而各类非工资性实物消费总额共达１５８6．３９亿元，也就是说，福利，已涨到约相当于工资性收入９０％的水平，而且涨势强劲，已构成社会上“灰色收入”的“大头”。
福利泛化使改革余地变小
无论是“福利化”，还是“福利的泛化”，主要地都是“化”在城市里，“化”在城市就业人口和其他居民中。回顾和反思十年改革历程，我们观察到一个现象：福利水平越低的地区（如农村），改革推进快且成效显著；相反，福利水平越高的地区（如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改革受到严重束缚因而推进较慢。当然，影响城市改革进程的因素是复杂的，但福利状况如何，也是个重要原因。刘瑞中作了如下分析：
——社会福利的变动似一条“单行道”，只可向前，很难后退，即所谓“福利刚性”。受到这条“单行道”的刚性限制，在改革起步阶段，便只能采取双轨制的办法，通过计划体制维持原有的和扩大的福利产品的供给，超额的增量部分才能作为商品在市场流通。这无疑缩小了新体制运行空间。——产、供、销形成完整的链条，福利产品发放的低价（或无价），势必要求原料供应、生产能源等等都维持低价水平。从而增加了理顺价格体系的难度。价格理不顺，很多企业“政策性亏损”依旧，《破产法》便很难实行，也影响企业之间开展公平竞争。
——各单位之间福利参差不齐，甚至相差悬殊，必然强化劳动力流动壁垒，阻滞劳动制度的改革。近年来，在劳务市场上出现的要价颇高的“户口价格”和“工作证价格”，实际上有福利待遇作为背景，它使很多想要调动的职工望“价”却步。
——福利的发放，一般采取实物或实物的价格补贴形式，带有明显的“大锅饭”性质。对于享有者来说，福利是一种权利性收入，很难与劳动相联系，起不到激励作用。非但如此，福利泛化还使职工滋生一种不正确的“债权”观念，仿佛发放福利是单位补还“欠帐”；若得不到，则认定是单位和政府“欠帐”，否则便“骂娘”。
福利泛化，不仅直接影响了改革的市场取向，而且，社会福利费用每年都有大幅度增长，仅价格补贴在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６年间就增长了２．７４倍，推动了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这势必使改革的环境趋紧趋狭。
应树立新的福利观
“过分的福利化带来的弊病，其实人们也有所觉察。可‘生老病死有保障’，又一直被看作社会主义优越性最有光彩的写照。看来，对于这个问题应当有全面的认识。”记者说。
“是这样的。”刘瑞中说，“社会主义福利制度保障了职工基本生活和正常工作的需要，确具有其优越性的一面。但是，凡事皆需有度。供给每个劳动者一杯‘羹’是可以的，如若盲目地扩大‘羹’的数量和质量，不仅终致国家负担不起，单位负担不起，职工之间也往往会引起纷争。”
因此，他主张福利经费还是应遵循公平的原则，按照保障基本生活和正常工作需要的标准发放。坚持“雪中送炭”，不搞“锦上添花”。当前，应通过清理整顿，取消擅自扩大的各种巧立名目的福利待遇。“挣脱了福利的重重羁绊，改革的深化才能有较大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