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抉择 [复制链接]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抉择
余文烈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２０年代至７０年代中期西欧大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革命失败后的特定环境下，一批马克思主义追随者对马克思主义如何在西方国家的运用的一种探索。它是一股具有特定含义的，客观存在的思潮或称之为传统。对此，我们主张从多样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平等对待它，而不是把它当作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进行批判。这样，那种企图把葛兰西、卢卡奇、阿尔都塞等少数几位共产党领导人从这一传统中分离出来，然后指责这一传统与资产阶级哲学、社会学和精神分析学的关系，而从整体上不承认这个传统属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是不彻底的。
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列宁的一国胜利理论和十月革命的成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开始走向具体化，也有了多样化——出现了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南斯拉夫式的马克思主义等等。这些具体形式的马克思主义都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根据各个民族不同的文化特点（这里的“文化”是包括社会制度在内的广义的概念）对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即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抉择，而形成的风格各异的马克思主义形式。
马克思主义的多样化不仅体现于成功地夺取了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还包括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内的一批仁人志士试图用不同于东方的方式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本国社会的各种探索。西方马克思主义就属于这种探索之一。诚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也具有“广泛的多样性”，如果按文化特征大致可分为拉丁语系的和日耳曼的（法兰克福学派）两种风格。此外，按照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的说法，还有后起的英美式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西欧地区“当代资产阶级碰到的唯一有战斗力的对手”，而在意识形态上与苏联相联系的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
如果把十月革命、中国革命以及各国共产党的革命这种类型称为“武器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话，那么又可以称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创了“文化批判”类型的马克思主义。当然，任何一种划分都是相对的。武器的批判必须有文化批判作前提和补充。文化的批判，如果不是从急功近利的眼光看问题，那它对于落后的社会制度的冲击，对滞惰的社会意识的荡涤，从而对于民族的振兴与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深远的历史意义。当革命条件成熟时，用武器的批判推翻旧社会，建立新社会。当革命主体意识尚未成熟时，文化批判是唤起民众意识的需要。
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实践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具体化形式，其命运必然如此。理论必须与革命实践密切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在实践过程中，各民族都以自己的方式去消化理解经典理论，于是有了本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诞生１００多年来经历了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时代精神选择了不同历史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多样化。马克思主义的多样化是其兴旺发达的标志。
具体说来，西方的革命必然不同于东方的革命，核战争威胁到整个人类生命安全的时代（这说明在今天不能轻易进行暴力革命）不同于战争可以引起革命的时代。葛兰西曾经指出，东方的专制国家制度决定了其“运动战”（快速的暴力革命）可以成功，而在西方那富有弹性的议会民主制度下却必须用逐步夺取“市民社会”领导权的办法。今天的西方社会，采取什么样的途径，依靠什么力量，建立什么样的革命后社会（在西方可行的社会主义政治结构和经济制度），都是需要广泛而深入进行探讨的问题。革命不能输出。那就应该允许他们自己去探索，要承认这种探索的积极意义，而不要一下子就把它推到对立面去批判。
这就是说，要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上去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革命屡遭挫折，资本主义经济长期繁荣，议会民主制度日益巩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脱离了工人运动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在欧洲文艺复兴发祥地的意大利，在一直受“自由法国运动”精神鼓舞的高卢人中间，以及在富于思辨传统、一直凝思着主客体关系的德意志民族中间，一批批有志者孜孜不倦地循着马克思的思路，探索“人的主体性和人的解放”问题，勇敢地进行社会文化批判，这正体现出文化传统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抉择。如果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是远离经济基础的“纯文化”，而后起的英美马克思主义者是侧重于经济与政治结构的领域的话，那也进一步具体说明前者的文化传统与后者这两个分别是最古老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注重实用的文化传统的不同。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抉择则表现在它探索的主题总是当时社会中人们最为关切的问题。２０年代，卢卡奇、葛兰西等马克思主义者侧重于总结西方革命失败的教训，分析东、西方社会结构的异同，以及由此所应采取的革命方式；针对第二国际的理论家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工人阶级意识消沉而突出阐发马克思主义中的主体性问题，从３０年代初至４０年代末，围绕法西斯主义兴起的社会心理基础，赖希和弗罗姆等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就致力于心理倾向和性格结构的探索，力图以社会心理和分析去补充经典马克思主义所注重的政治经济制度方面的分析，探索心理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关系。战后，在长期的经济繁荣情况下，物化意识抑制了人们的革命意识，扭曲了人们的心理。于是以文化哲学为主要特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把“实现人性的全面复归”作为文化批判的核心问题，力图以日常生活批判和“文化工业”批判去唤起人们的革命意识。在西欧社会革命长期沉默的情况下，难道这些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现实的一种结合方式吗？
当然，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整体上看作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并非忽略其内部具有的“广泛的多样性”。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那些重要人物中，有些离马克思主义近些，有些离马克思主义又远些；有些是曾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共产党领导人物，有些则是资产阶级学府中的左翼激进派学者。在任何思潮或群体中都有左、中、右，但这并不影响它们从总体上作为一股思潮或一个群体。其实，就是某一位思想家，某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其前后的思想也是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
把这股思潮或传统从整体上看作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分支，也并非放弃对它进行批判。批判本来是个美好的字眼，它意味着要从批判对象中淘出金子。批判是淘金而不是像“文化大革命”那样拿着棍子去打人，或把对象当作死狗。批判是互相的，批判别人，也容许别人的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局限，有缺陷，还有歪曲之处，需要历史地批判。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也有错误，也可以批判。毛泽东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不也是走过弯路吗；难道不需要批判？批判还贵在反躬自问，自我批判。“唯我独革”、“唯我独马”是最要不得的。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有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九十的，八十的，七十的等等。从这里我们得出一条启示，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对马克思主义精神的把握程度是各种各样的。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他们都属于马克思主义范畴。至于到底谁对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领略得比较好，这要靠历史去评判，而不是靠自封。在中国，我们用我们民族的精神结合历史的发展去理解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如果这种探索在中国代表了一条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话，它也不能被用来绳规别的国家和民族的马克思主义特色。否则，如果各国都“唯我独马”，从而否定、攻击别国的摸索，那势必反而从总体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上的存在。
批判是个多棱镜。同一的历史事实，批判者可以有不同的价值取向。甚至理论出发点的不同也会有不同的价值评判。如果以我们自己理解的唯物论和辩证法为规矩去取舍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结果也许就所剩无几了。但如果从批判是淘金这一宗旨出发，换一个角度，着重西方的文化背景，那就必然会发现这一传统中的许多积极可取的理论财富。这才是需要我们，也值得我们下大力气进行探讨的方面，因为它是发展开放的马克思主义的需要。遗憾的是我们在这方面恰恰做得远远不够。
只有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汇合点上去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才能更好地认识其存在的必然性和理论价值。至于这股思潮与西方哲学、社会学或精神分析学的关系问题，不应该大惊小怪。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吸取了历史上的和同时代的优秀文化财产。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在提出著名的帝国主义理论时，也吸取了同时代英国经济学家霍布森的《帝国主义论》等著作关于对帝国主义的基本经济特点和政治特点的分析。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同样如此，不仅可以从马克思以前的思想家中去吸取为马克思所绕过去的思想，更要从当代建立在发达的科学基础上的丰富思想宝库中去批判挖掘新东西。例如心理分析问题，不正是古典马克思主义所欠缺的理论吗？当代西方哲学、社会学、精神分析学是时代的反映，关注了时代的迫切问题，虽然带有这些思想家的世界观和阶级观点的局限性，但我们不能说一声“反动”而了结。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与西方各社会学科的联系，从一个方面提醒我们，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特别需要重视横向思想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