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克服“新的读书无用论”？ 关键看政策的导向作用——读者来信综述 [复制链接]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我看“新的读书无用论”

　　如何克服“新的读书无用论”？
关键看政策的导向作用
——读者来信综述
本报记者 周庆
编者按：今年２月２２日，本报特辟专栏，开展我看“新的读书无用论”的讨论，受到社会的关注。３个月的时间，参加讨论的读者来信天天不断，总数逾千件，其中颇多真知灼见，除报纸上发表一部分外，今天将记者对这些来信的综述献给读者，作为专栏讨论告一段落的小结。今后仍欢迎这方面的来稿。
　　　　
原因：整个社会的低文化管理
我们的社会正处在一个“当万元户易、做学问难”的特殊阶段。
我们的民族正处在一个吃喝支出大于智力投资的生长期。
恰逢其时，“新的读书无用论”抬头。不少读者来信指出，这有其必然性，从实质上讲，它是整个社会低文化管理的恶果。
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委研究室胡宏纲来信说，中央三令五申，提出教育事业要有一个突破性的大发展，但实际上至今举步维艰；主要是一些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所致。地方政府每届任期３年，其间“经济看产值，面貌看城建”，许多人　热衷于抓短期内能突击政绩的事情，对中、长远目标不屑一顾，甚至不惜牺牲长远利益而邀功，像发展教育这样的软任务就很少顾及了。
湖南读者成业来信指出，从目前干部的任职来看，除军队外，地方行政、司法干部、企业厂长、经理，国家都没有明文的文化素质规范与要求，从上到下没有建立一个任用干部的文化标准体系。低文化者决策领导现代化事业，不可能不表现出文化上的局限性。宝鸡读者崔利民列举了“一边是豪华官府如林拔起、一边是祖国花朵葬身危房”，“一边是社会集团消费几百亿、一边是教育投资难增长”等现象来说明这个问题。
一些读者在来信中指出，读书较多的知识分子信息灵通，对科学决策有智囊作用，民主意识、参政意识强，是建设现代化的中坚力量。但同时也提出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那就是知识分子在传统的价值观动摇之际产生心态失衡，在新旧体制交替的蜕变中有徬徨，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已有的知识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河北读者王有亮特别指出知识分子对政府的强烈的依赖性：一个大学生从入学到毕业工作，都由国家来安排，当个体劳动者抓住机遇，短时间内上升为社会中的高收入群体后，大部分读书人却囿于传统思想和各种顾虑，仍留恋于“铁饭碗”中的一点油水，不情愿或不敢冒险参与商品经济中的竞争，难以实现自己的价值，发挥自己的才干。在教育界，则出现“留下身价不高、出走知识无用”的矛盾心理。
知识界的这种心态，在全社会有代表性，但面对这种状况，过去的教育和思想工作已不能适应。湖北郧阳地委党校张锐分析道：教育长期受政治嵌制而同经济隔离，始终处于自我调节的封闭状态，供求信号不明，信息传递失真，管理体制呆滞。至于宏观制衡，以往主要是通过行政命令和政治教育的方式实现，这在旧体制环境中是有效的，在初始的商品经济形态条件下，很难发挥作用。这就使得“新的读书无用论”很快蔓延开来。
危害：对四化大业最大的威胁
“读书无用论”的危害是严重的。“文革”中的“读书无用论”伴随文化恐惧症泛滥；现在“新的读书无用论”，则又在价值多元化出现的同时，受“金钱拜物教”影响蔓延，它们都对成千上万的学生产生消极影响，使一些知识分子降低了自己思考问题的尺度，造成一种不健康的社会心态。尽管这种思潮不会影响到少数社会精英，但它却可能使千千万万个未来的精英夭折，加深整个教育事业的危机，这是四化大业最大的威胁。
吉林省读者蔡庆勇与一位辍学的农村女青年谈话时，记下了这位青年的自诉：“我是一个刚满２０岁的女孩子，５年前，我无知地离校弃学，现在追悔莫及，每天都在悔恨中度过。现在的农村再不是过去的农村了，许多农科知识和文化娱乐都已进入了农家，可我现在连稍深奥一点的报刊都读不了。如今，我是多么向往学校、向往知识啊！但也只能是向往而已。”
某地党校对３５０个１０万元个体商的问卷调查发现，其中６８％的人完全丧失了致学意识，２５％的人认为读书与否无关紧要，只有１０％的人有读书欲望。一些学生、家长看到这些文化知识很低的人赚大钱、当老板，难免萌发弃学经商的念头。这种心理也出现在一些基层学校，造成教师弃教、改行。内蒙古自治区一读者来信说，某重点中学１９８４年以来６５％的骨干教师改行。这是现实的危机。河南大学两位读者来信介绍，该校副教授王非对中文系调查了２６０人，全都认为现在教育存在危机，其中６０％的人认为存在着严重危机。
出路：建立全员职业文化标准体系
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许多读者来信指出，要从政策上找出路。湖北读者肖克瑾来信说，我们的教育政策有失误，但要从政策上找原因，就得先从决策人的指导思想上找原因。由于机械地理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没有把握信息时代发展生产力的关节点——优先发展教育和科学，没有把发展教育定为基本国策，致使建国４０年来教育一直左右摇摆，没有走上按教育规律办事的轨道。１０年改革，人民受惠很大，但由于教育政策上的失误，严重地挫伤了教与学的积极性。但他指出，这次“新的读书无用论”与５０年代末和“文革”中的“读书无用论”相比，有着本质的区别。前两次错误的根本原因是把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性质看错了，这次只是对某些政策的可行性研究不够，没有预见到可能会发生的严重后果，只要在认识上基本统一了，制定出正确的政策来，局面即可扭转，“低谷后面是高峰”。
陕西读者张锐在来信中说，国家应对教育实行优惠政策，激励家长送子女上学的积极性。对于做得好的，可采取多种方式进行表彰，如在农村可以免交部分税款，在城市可以享受一定年限和一定数量的国家养育金等；对困难的家庭可以以贴息贷款和无偿贷款方式解决其子女上学的经费困难，以此为恢复尊教好学的传统提供物质保证。
不少读者来信提出，党的富民政策应使知识分子也富起来，尽快解决“脑体倒挂”现象。四川读者杨胜荣分析这一现象时说，政府管理人员比较善于调动体力劳动者的积极性，其劳动也易于量化计算，按劳付酬；他们不善于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使多数知识分子处于观望状态，潜力远没有发掘出来，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劳动不易量化计算，如无明显效益，提高待遇未必能使其他劳动者接受。这就要靠高文化的管理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同时靠政策为他们提供较好的工作条件。比如学校老师，要让他们不仅靠觉悟、也靠社会的鼓励、一定的物质条件去教好书；这样学生从老师身上才能看到希望，有信心去读书。有的读者提出，政策应该首先使那些有贡献的知识分子富起来，这样，才会引导整个社会向重视智力投资的方向发展，才会引导群众文明消费。
广大读者对我们干部队伍的素质表示担忧，因为任何好的政策，都要通过政府的干部去执行，如果这支队伍的文化素质太低，或者说这支队伍不是由社会精英所组成，再好的政策也可能在执行中变了样子。咸阳市读者胡宏纲来信说，我们寄厚望于各级政府领导人，希望他们以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为念，着眼于中国的未来，本着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精神，真正把发展教育放在首要位置，为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做出贡献，切不可继续以短期行为危害教育事业，做民族的千古罪人。为此，他建议从中央到地方在选拔干部、考核政绩时，把教育发展当作一项重要内容。其次，要改变社会观念，对那些努力抓教育的领导人，给以舆论支持，功勋卓著者，为他树碑立传，让他名垂青史，而对那些哗众取宠、延误了教育的人，则要予以罢免。
为了保证教育政策的落实，在重视政府行为、干部素质的同时，有的读者还提出建立制约机制，通过教育立法，政府督导，实现以法治教。在教育立法中，首先要完善教育法规体系，如教育基本法、教育部门法、教育行政法规、教育行政规章、地方教育法规等。其次，要确立法律的保证机制，如为贯彻《义务教育法》，可制定《普及义务教育法》；结合《职业技术教育法》可制定《未成年人保护法》等。
有的读者把问题想得更宽，提出要使全社会重视教育。为此，湖南读者成业建议建立全员职业文化标准体系，从政府领导到商店的营业员，都要明文规定文化水平要求，从而使政府不再出现读不来工作总结的首长，商店不再出现开不出发票的售货员，社会不再出现低文化者抢占高文化者岗位的现象。使每一个想求职的人都明白自己首先要去读书才行。
为了彻底克服“新的读书无用论”，提高教育水平、教学质量，改革教学方法也迫在眉睫。黑龙江读者姚华陌建议，把政治、业务素质好的人充实到教育战线。江西读者陈荣建议，通过严格考核、评审，将不合格的教师裁减100万，把省下来的人头费用于增加教育设备。更多的读者来信指出，要通过深化教育改革来提高教育质量，为此，要开展全民教育大讨论。广西读者梁若伟建议，本报在开展我看“新的读书无用论”的基础上，尽快写出专题文章，确切反映问题的现状，深刻揭示问题的根源及危害性，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从而提高人们行动的自觉性、主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