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的人口问题 [复制链接]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中国近代的人口问题
行龙
近代人口是现代中国人口发展的基础。
今天，人口问题不仅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全球性问题，而且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面临的严重现实问题。对中国近代人口问题进行历史的探讨，不仅有助于全面而深刻地认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社会，而且对于解决新时期的人口问题及制定新的人口政策，都是具有一定意义的。
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是近代中国人口的特点
清代是中国人口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据文献记载，自汉代有正式的全国人口记录以来，直至明代，我国人口总数一直在四千万到六千万之间停滞徘徊。明末清初近二十年的社会动乱，致使社会经济破败凋残，人口总数在明代的基础上又有所下降。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封建统治者实行“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的经济政策，并进一步整顿户籍制度，大大刺激了隐匿户口的出现，人口的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猛增趋势。乾隆六年（１７４１年），我国人口一举突破有史以来的一亿大关，接着突破两亿，三亿，到鸦片战争爆发的１８４０年，全国人口总数达到四亿一千二百八十余万（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
进入近代以后，全国人口的发展大致经过了三个时期：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革命爆发的十年是缓增时期。此间由于清代中叶实行的一系列刺激人口增长的经济政策仍在继续起着作用，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也尚未深入内地，人口的发展依然保持着乾嘉道以来继续增长的势头。咸丰元年，全国人口总数达到四亿三千一百八十余万，是近代人口增长的最高点。太平天国活动的十余年属降减时期。这一期间，南方的太平天国战争，北方的捻军起义，西北及其它地区的少数民族起义，前后连绵十余年，波及范围十余省，其间清朝反动武装及外国侵略者的残酷镇压与杀戮，致使全国人口总数锐减，“册报每缺数省，其可稽者，只二万数千万口不等”（《清史稿》卷一百二十一，食货二）。清末的三十余年及北洋军阀统治的十余年是人口发展的起伏时期。这一期间，经过广大人民长期的艰苦劳动，战后破败的社会经济又逐渐开始复苏，人口总数也在缓慢地回升，二十世纪初曾恢复到四亿二千余万。但是，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毕竟到了它最后崩溃瓦解的阶段，帝国主义侵略的步步深入，频仍不断的自然灾害，此起彼伏的农民暴动，这些都成为严重威胁清朝统治的社会因素，同时也加剧着人口再生产的起伏性，直到清末民初，全国人口总数也未达到咸丰初年的水平。
中国近代的人口发展就是经过了如上这样一个降而复升的大周期，就其发展速度来看，它不仅比清代中叶大为减慢，而且大大落后于同时期世界人口的发展水平，这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具有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高——高——低类型的人口再生产。
从人口的自然变动来看，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取决于人口的出生率与死亡率。在自然经济为主体的近代中国社会，通过增殖人口以获得大量劳动力，仍是这个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它内在的经济要求；加之传统的早婚早育、“多子多福”观念的束缚，致使近代中国人口的出生率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但是，人口的高死亡率也始终伴随着这种高出生率，其结果是人口的增长速度十分缓慢。诚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生产方式是近代中国人口发展出现大起大落和缓慢的根源，但战乱、灾荒和鸦片则是主要和直接的因素。战乱与灾荒对近代中国人口消长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曾国藩占领南京后，三天之内杀死十余万人。海兰泡事件中，俄军杀戮中国人民二十余万。太平天国战争后，许多地区出现“杳无人迹”、“十不存五”的现象。晚清各种自然灾害后，死亡人口达三千七百多万（邓云特：《中国救荒史》）。这都是人口出现高死亡率的明显例证。鸦片对近代中国人口消长的影响则是无形而持续的。鸦片战争前后，一部分官吏兵士就已开始大量吸食鸦片。咸、同之后，清政府采取“寓禁于征”的政策，公开承认鸦片输入合法化，后又实行“寓禁于种，驰禁开种”，致使吸食鸦片，种植罂粟之风日甚一日，“城镇村庄，尽为卖烟馆，穷乡僻壤，多是吸烟人。约略计之，吸之者十之七八，不吸者十之二三。”（刘大鹏：《遐想斋日记》鸦片烟说）如此众多的中国人吸食鸦片，不仅“耗精血、涣志气”，而且严重摧残体质，缩短人口寿命，影响到人口的繁衍能力。
近代过剩人口产生的根源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
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近代人口的发展，虽然速度十分缓慢，但过剩人口却有增无已。
所谓“过剩人口”，并不单指人口数量的多寡，而只是一种相对于一定生产条件而言的“过剩”人口，即一种相对的过剩人口。
无疑，中国近代过剩人口产生的根源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一方面破坏了中国原来可以容纳较多劳动力的传统农业和手工业布局，加速了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瓦解，从而造成了日益庞大的过剩人口队伍。另一方面，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压迫与剥削，中国资本主义一直像蜗牛爬行，发展缓慢，根本无法吸收数以万计的过剩人口，这就决定了中国近代过剩人口不仅以其庞大的数量存在，而且会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
同资本主义社会的过剩人口相比，中国近代过剩人口又有其两个明显的特点。其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过剩人口问题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之后才日益突出起来的，而中国近代的过剩人口则是在封建社会末期人口猛增的基础上再现的，鸦片战争前四亿多人口是它发展的历史前提。其二，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及机器的使用，使雇佣劳动者队伍日益扩大；另一方面，随着资本积累和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却在相对减少，马克思把这种现象概括为“生产力压迫人口”。中国近代则恰恰相反，生产力的长期停滞状态使过剩人口队伍日益扩大，而过剩人口又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这也可以说是“人口压迫生产力”。
那么，中国近代的过剩人口是以怎样的形式存在着呢？我们认为，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相对过剩人口存在的三种形式同样适合于近代中国。第一，流动的过剩人口。这部分人口存在于城市，由产业中的失业人口构成。由于近代中国工业的发展极其有限，产业工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极小，因而这种流动的过剩人口也毕竟属于少数。第二，潜在的过剩人口。这部分人口存在于占全国总人口８５％的农业人口中，多因农业的衰落和重大自然灾害所形成，是近代中国过剩人口的主要形式。第三，停滞的过剩人口，存在于农业和手工业人口中，由自然经济结构的不断破坏而产生。
过剩人口问题曾给中国近代带来过严重的社会后果。早在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前夕，马克思就明确地指出：“在这个国家，缓慢地但不断地增加的过剩人口，早已使它的社会条件成为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的沉重枷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７卷第２６４页）。在中国近代，除东北之外，耕地面积的扩大已基本停止，生产力的发展处于长期的停滞状态，而封建的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沉重桎梏，它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结合起来，使得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不起来，这就使得过剩人口问题成为始终不能摆脱的包袱。经济发展的落后，粮食价格的高涨，频仍不断的灾害，生态环境的失调以及遍布各地的“民变”，都是与严重的过剩人口问题分不开的。
中国近代人口分布和迁移经历了一个复杂过程
从人口的机械变动来看，中国近代的人口分布和迁移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迁过程。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黄河中、下游地区是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也是全国人口分布的重心所在。汉代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迁，人口重心逐渐向东南地区转移。进入近代以后，人口分布的最大特点是，在全国人口总数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之后，内地人口不断向东北、塞外及西北地区流迁，沿海人民或迫于生计，或被侵略者拐卖，也大量出洋定居，这就使得历史上长期形成的东西两部人口分布的悬殊差距逐渐缩小。
咸丰初年，全国人口总数达到了四亿三千余万的历史最高水平，与此同时，人口分布的重心不仅明显偏于东南，而且呈现出了由沿海向内地递减的趋向。之后，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东南各省人口大量耗减，江苏、浙江等省甚至减少１／３多，广东、福建等沿海省份的人民，迫于生计以更大的规模向海外迁移，帝国主义侵略者又拐卖了大量的“猪仔”出国，这些都使得东部地区人口总数增长减慢，人口密度也相对下降。另一方面，由于广大内地“土狭人满”、“田不足耕”的严重矛盾，清政府从维护封建统治的利益出发，相继对东北、塞外、西北等地实行“开禁”，鼓励人民“移民实边”，这就使得西部地区的人口总数不断增加，人口密度也在逐渐提高，东西两部人口分布的差距有一定的缩小。但是，在整个中国近代历史上，人口分布的不平衡，即东西两部人口分布的悬殊差距一直十分突出。
从人口的城乡分布来看，中国近代农村人口一直占人口的８５％以上，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即人口的城市化过程也在缓慢地进行着。在长期的封建社会历史中，中国的人口城市化，无论是城市的规模，还是城镇的数目都是居于世界前列的，近代则远远地落伍了。１８世纪下半叶开始，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经过了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农业生产中大机器的使用及农业的资本主义化，使众多的农业和手工业者被排挤出土地，同时，城市经济的发展又为这部分人提供了流动的机会，这样，“人口也像资本一样地集中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卷第３００页）。人口城市化的速度大大加快。中国近代的农业并没有资本主义化，农业生产的衰退迫使成百万的农民离开土地而流向城市，但城市的发展也极其有限，虽然在沿江、沿海也兴起了上海、广州、汉口、天津等较大城市，但这批城市不仅规模有限，生产不足，而且具有明显的殖民地色彩。而原有的一批封建城市，像西安、开封、北京、杭州等，或由于经济的衰退，或由于战争的袭击，均处于长期的停滞状态。这就使得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速度大大落后于当时世界的发展水平。
　　　　　　
人口问题一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严重社会问题，对此，社会各阶级的代表人物都提出过这样或那样的解决方案。正逢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的汪士铎惊呼，“世乱之由，人多；人多则穷，……久治思乱”（汪士铎：《乙丙日记》卷三）。进而提出溺婴、节制生育等具体办法；清末的薛福成也把“人满之患”看作是造成晚清积贫积弱局面的包袱，提出了“浚其生财之源”的主张；孙中山、廖仲恺等革命党人一方面批判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一方面又提出了“移民实边”、发展生产、提高人口素质等主张；二、三十年代的部分学者也提出了这样或那样的具体办法与方案，但是，这些都没有也不可能使这一问题得到真正的解决。
建国之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为我们解决这一历史的遗留问题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遗憾的是由于左倾错误的干扰，我们错误地批判了像马寅初先生《新人口论》的正确方案，使我们在这一问题上出现了一度的失误。今天，“人口多、底子薄”仍然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汲取近代中国人口问题的经验教训，制定符合新时期的人口政策，是我们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认真解决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