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恶性循环中走出来 [复制链接]

第4版(文化生活·体育)
专栏：

　　从恶性循环中走出来
本报记者 袁晞
在政治经济变革的大潮中，一些文化事业陷入了窘境：
出版社因印刷工价上涨而赔本，为保本提高书价，书价越高越没人买，书积压后降价，出版社和书店越赔越多……
剧团拿不出吸引观众的本子，经济条件又差，演职员走穴，人越跑越演不成戏，越没戏人越跑……
电影厂没钱保证较高的艺术追求，以致粗制滥造的片子出笼，片子越差越没人看，经济亏损愈严重……
一段时间里，不少文化事业落入了这种恶性循环中，在漩涡中沉落。
中央实验话剧院就是一例。相当一段时期以来，这个满是尖子人才的剧院，由于领导、经济、艺术等种种原因，演职员纷纷走穴，在外边跑码头，一场演出的收入超过一月工资。院里要排戏谁也请不回，没人当然没好戏，经济状况每况愈下。剧院似一盘散金，形不成艺术和经济两股凝聚力。
征订萎缩、发行下降，经济效益差是整个出版业的状况。学术性强的图书发行量下降尤为显著。人民出版社是个典型，这家出版社１９８７年出学术书７２种，８９％赔本，亏损３８．７万元；１９８８年１００％赔本，亏损４０万元。经营“国粹”的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离国家要求的利润指标差２５万元。
经济的“紧箍咒”同样套在电影厂头上，由于原材料和其他费用的上涨，国产故事片平均成本已达８０多万元，中影公司每个拷贝的收购单价今年是１０５００元，而发行几个甚至一个拷贝的情况屡见不鲜。
能否生存的严峻局面把一些文化单位逼上了改革之途。
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前几个月，许多单位以不同的方式，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效，一步一步地从恶性循环中挣扎出来。国家有关部门正在尝试探索合理的文化政策，帮助文化事业冲出恶性循环的怪圈。
中央实验话剧院、东方歌舞团去年底今年初都公开招聘了团长，团长又安排了各级新班子，制定出改革方案，开始重整旗鼓。中央实验话剧院５月推出了改革后的开门戏《都市牛仔》，受到观众欢迎，连演不衰，同时也在同企业挂钩，谋求发展艺术事业的经济支持。境况较好的北京人艺也不满于现状，把经济杠杆用于艺术事业，靠艺术和经济维持剧团的生存和发展。去年下半年起人艺实行了结构工资制，奖罚分明，调动了演职员的积极性，促进了艺术水平的提高。
在新闻出版署去年允许出版社出１％—３％相关相近的选题后，一些出版社经济上有了转机。人民出版社去年下半年出了《江青外传》，卖了三四十万册，补了不少亏损。这家出版社建了综合编辑室，寻求多种选题，出版社负责人认为“畅销未必是好书”，今后要谋求质量高又畅销的选题。
一些电影厂出现了独立制片人，这是较高程度的承包制，虽然其中有不少波折，但毕竟给电影厂注入了生机。谢晋在上影厂内建了影业公司，一手抓经济、一手抓巨片，用他的话说，“能拍高质量高收入的片子，一厂两制有什么不好？”
为适应文化体制改革的需要，文化部“三定”方案已经出台，正在制定政策，把穴头从地下请到地上，使剧团的正常演出和走穴演出有机地结合起来，既要活跃文化市场，又要保证优秀剧目的上演。同时，文化部和国家税务局正在搞征收个人调节税的工作，从经济卡住非法收入，使演员的收入趋于合理。
新闻出版署准备搞出版差别税，把出版物分等级，对有学术价值、代表国家文化水平的书少收税，对价值不大但很畅销的书多征税。
陕西省决定从多方面扶持西影厂；吉林省去年底建立了长白山学术基金会，专项扶持学术著作出版；中影公司去年决定扶持艺术探索片，先出钱买下，免费上映……
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有待于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然而，改革的成功不是朝夕可待，一蹴可就的，旧堡垒要一砖一石地拆，新大厦也需一砖一石地建，文化事业需要圈内圈外的人作出不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