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种田就要种好田——记什邡县试行土地租赁制 [复制链接]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

　　要种田就要种好田
——记什邡县试行土地租赁制
新华社记者 凌云
在接连迈出几大步之后，四川省什邡县的农业，也和其他不少地方一样，陷入了新的徘徊。出路在哪里呢？
１９８７年秋天，什邡县的决策者们，根据本县人多地少、乡镇工业较发达、农村人均收入较高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试行土地租赁制的新构想，并很快付诸实施。
“七八级总理”的决断：灵则干，不灵则休
从中央数到乡村，乡村干部便戏称自己是“苦恼的七八级总理”，因为他们处于国家利益和农民利益的矛盾焦点上。
当实行土地租赁制的方案摆在面前时，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打定主意：行之有效就干，不行则罢。而县委和县政府的指导思想是：从实际出发，给以充分的自主权。
龙居乡党委书记江怀其，召开村民大会征求意见，到会的大多数农民都拥护实行土地租赁，原因很简单：务工的农民不愿被死死地捆在土地上，种田能手则希望多种田。
江怀其告诉记者：“从１９８７年９月起，我们乡推行‘两田制’，给每位农民划分０．３亩的口粮田，以确保他们的基本生活，其余田全实行租赁。国家定购粮、农业税、集体提留，全以租金的方式由租赁田承担，每亩地的租金按好坏定在７０至１００元之间。”
实行土地租赁制整整一年后的龙居乡，到底有什么变化呢？
江怀其数落起来：“一个变化是完成国家任务没问题了。１９８７年，全乡共欠农业税、提留款８万元，欠定购粮１１．４万公斤，不是没粮食没钱，而是农民不愿交。土地租赁后，不仅还清了老账，去年完成国家任务又快又好，再也用不着干部挨家挨户去催了，因为农民若不按时交够租金，就不能再租种田了。二是农民种田积极性高了，过去一些务工农民把田撂荒，种田能手想多种又无田。现在农民种田收入的多少直接取决于土地的经营效果，务工者自然不愿白交租金，要么就种好田，要么就把土地让给别人租种，有了土地的产出效益，农民的积极性就高了。三是集体经济实力增强了，便于更好地服务。四是干群关系改善了……”
不种田的人家，吃粮怎么解决呢？
洛水镇的洛城村是这么办的。这个村有７０个企业，务工农民占了全村劳力的８９％，许多农民是“骑着双头马”，既占着地（撂荒或粗放经营），又务工。实行租赁后，全村有６７户既不种口粮田，也不种租赁田，村上对这部人采取口粮补差的办法，按人均每人每月１２．５公斤粮算价补给６０元。个人满意，集体也承受得起。
村党总支书记钟荣礼亮了个底：“去年我们收租金７．１万元，交国家４．５３万元，其余的钱全用在增加农业投入上。用２．３万元建起一个果园，投入３０００个劳力搞农田基建，还按人头每人平均投入１４．８５元。今年我们打算再增加４万元的投入。”
实行土地租赁制并非是“军令如山倒”。八角乡就是例外。乡长陈维禄告诉记者，“土地租赁制的方案，一与农民见面，大家一合计，就决定不搞。因为我们乡是山区，林多地少，大田的作业水平不高，没有国家的定购粮任务，矛盾不在耕地上，用不着改。”
县委书记吕锋对这个乡的看法是：“他们从实际出发，从农民的意愿出发，是完全正确的，决不能蛮干。我们县有３个乡不适宜搞土地租赁，我们都支持。”
农民的感觉是：压力大了，动力足了
实行土地租赁后，农民面临着两种选择：要种田，就必须种好田；要务工，就必须少种田或不种田。其结果是促使农民在经济利益上更关心土地的经营效果，同时也使土地相对地、逐渐地向种田能手集中。
洛城村１０组农民刘义贤对租赁制的看法是：“我这人就会种田，没别的本事。前两年我想多种田不行，终年围着２．５亩责任田能刨出个啥子来？去年我种６．５亩田，收粮食５０００公斤，按市场价算值５０００元，除去投入费用和缴纳租金外，还纯收入４０００元，我就想这个样子搞下去，莫变了。”
为租种田，一些田少人多的乡村还出现了争投标的情景。原因是农民算帐的结果是：种田划算。
在这个村１０组唐明刚家里，记者与他一起算了去年的细帐：他家６口人，４人务工，一人做家务（养家畜家禽），一人种田。去年他共租种４．８亩田，小春和大春两季收粮食３３６０公斤，种蔬菜１．８亩，一人种田的收入就达３０９７元，投入产出效益十分明显。
那些自视无力种田或觉得种田不如务工的农民，便纷纷离土务工。灵杰乡池塘村王朝云夫妇，带着一个小孩常年在外做工，家里的责任田长期撂荒。实行租赁后，他果断地把田让给了种田能手，全县像王朝云这样抉择的有１３８９户。
农民种田的压力来自：种不好田，就失去了继续租赁土地的资格。
农民种田的动力来自：种好田，就有高的经济收入。
什邡县试行土地租赁制一年，不能说农村中存在的问题都解决了，但它无疑给疲惫的农业经济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