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的新京味小说——评《玩的就是心跳》及其他 [复制链接]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王朔的新京味小说
——评《玩的就是心跳》及其他
王干
长篇小说《玩的就是心跳》（作家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心跳》）上演的无疑是一出闹剧。像王朔的其他小说一样，在这部长篇里他依旧写到南方沿海城市的风光，故事的产生也是由于十年前在这座南方城市的一场游戏。但活动在故事之中的人物却无一例外都操着京腔，而且是时下北京最为流行的语汇和词汇，因此把王朔的小说称作京味小说是很自然的。
京味小说出现了像老舍这样的艺术大师，委实使一些追随者既喜又忧，喜的是“学有榜样”，有老舍这样的巨匠在前面拓开了一条道路，免去了草创的艰难，忧的是老舍像一座高峰一般，要逾越它实在不易。事实上，在王朔之前也出现过一些以写京味为己任的中青年作家，但他们的思维方式、结构方式、叙述方式较多地受老舍模式的影响，除了充实一些新的生活现象外，较少真正意义上的突破。
与这类小说相比，王朔的作品可称之为“新京味小说”。所谓“新”，也就是他基本上摆脱了以往那种京味小说的结构程式和审美规范，王朔小说的新异之处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他小说中的叙事人。从《心跳》中也是用“我”来叙述故事和人物，但这个“我”已不是一般的“我”，因为新时期小说中的“我”虽然未必都是高大完美的英雄，但至少不是那些油腔滑调、喜欢给正常秩序添乱子的“都市的老鼠”，而王朔却把这些中国式的“嬉皮士”作为小说的主人公，并作为小说的叙事人，这实在是一次恶作剧。《橡皮人》中的“我”是个违法乱纪的“倒爷”，《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的“我”则是一个名符其实的罪犯，《心跳》里的方言是一个无所事事成天鬼混的赌徒。他们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一批“边缘人”，玩世不恭看破红尘之类的套语似难用到他们身上。他们显然缺少明确的目标，不是为了什么信念而生存，也不是为了挣钱和女人，一切在他们看来只是游戏，一切都是为了好“玩”，他们是一群“顽主”，所以他们从不放弃任何带有游戏和冒险的机缘。《心跳》里方言有一句非常精彩的话：“我是从不放过当主角儿的机会的。”为了充当主角，他们在生活中玩出了一幕幕恶作剧，令人啼笑皆非。
如果王朔按以往的小说叙事模式来处理，就会以一种批判性的目光审视他们或同时略带一种同情的态度来叙述这一群“痞子们”，并通过他们的“悲剧”来说明某种思想。但王朔就不会像今日这么引人注目，就不会是一种“新京味”。可王朔却让这些“候补罪犯”们以一种炫耀自得的口吻来讲述他们作案和恶作剧的过程和细节，彷佛像那些英雄和标兵讲用他们先进和不那么先进事迹似的。于是，王朔便在人们面前展现了一派光怪陆离、乌烟瘴气而又五彩纷呈的生活场景，一个与我们所习惯的价值世界截然不同的天地，一个我们平常在报纸、电视和小说所罕见的世界。“夜里我和几个朋友打了一宿牌。前半夜我倍儿起‘点’，一直浪着打。后半夜‘点’打尽了，牌桌上出现了偏牌型，缺牌也被破得稀里哗啦，到早晨我第一个被抽立了”。这种语言透露着特有的生活味儿，一些词汇和语汇更是近年内刚兴起来的，有的只在一定圈子内通用，颇似“黑话”。
当然，无论是人物的新异还是语言的新异，都与整个小说的审美情调相关联。京味小说的审美特点是幽默，应该说这种北京式的幽默在老舍那里已经至善至美。但时代在发展，人们的审美心理和审美趣味也在变化，尤其是处于现代社会中人们愈来愈感到生活色调既非悲剧亦非喜剧。叫你哭也叫你笑。一度时期内中国曾风行“黑色幽默”出现了像《你别无选择》、《无主题变奏》这样的小说，至于模仿它们的“第二次复制”就更多了。应该说这两部小说在当时还是开了风气之先的，但由于作家把生活领域和精神领域太“黑色幽默化”，结果以至让人疑心它们是海勒·塞林格的赝品。我并不赞成那种民族化的说法，但文学作品不论表达或宣泄什么样的情绪都应该是真诚的，真实的，而不应是装出来的，故意耍出来的。王朔的小说显然也有“黑色幽默”的影响，但不是简单移植《第二十二条军规》和《麦田的守望者》的情调，传达的是中国土地上所特有的声音和气息，这就是以京味为其色调的幽默风格。但王朔在展示这种京味幽默的过程中，又注射了新的血液和成份，这就是以荒诞风格为特征的现代审美因素。《心跳》里的方言被高扬、高晋等哥儿们的恶作剧捉弄的故事，本是北京相声里常见的招式，但方言执著地去追寻过去的记忆，并侦探似的去解开团团云遮雾罩的谜，其结果却发现了自我生存的苍白和困惑。这种“真我”与“假我”的冲突便构成了对人的自身的关注与询问。
有人曾对王朔在小说里不厌其烦地耍弄故事悬念、情节迷障表示不满，王朔确实也有沉溺情节、卖弄悬念的嗜好，《心跳》里所精心营造的种种谜面般的悬念与伏笔本可以增强小说的可读性，但由于他这种悬念与伏笔放到时空错乱的整体背景中，其可读性反而不及原先的《橡皮人》和《顽主》。但是，这部长篇在艺术形式上所作的追求却超过他以往的任何一部作品，改变了王朔叙述故事平面化的格局，那种时空的错置与倒流充分强化了方言形象的荒诞性与心理化。在一些具体技巧上，他除了借鉴国外的一些优秀推理小说的手段外，还把那大段大段不带标点的意识流也纳入其中，法国“新小说派”所用的“穿插”“复现”“设谜”“镶嵌”“环合”“跳跃”等手段也被他化入小说，我们已经很难把它打入到俗文学的范畴。
这表明一种新的小说诞生了，既传统又现代，既好读也不好读，既大众化也沙龙化，既现实主义又非现实主义。总之，它的缺点与它的优点共生，它是怪物也是新潮。这是时代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