碉楼夜话 [复制链接]

第5版(国内专页（政治·法律）)
专栏：民族地区纪行

　　碉楼夜话
本报记者 龚金星
四川茂县白溪乡，在大山深处。为识羌族独特的碉楼真面目，我们在这里停车。从乡政府出发，爬山半小时，即入白溪寨。６７岁的羌族老人周巷成把我们迎进了他家的碉楼里。他告诉我们，这座碉楼相传好几百年了。
羌族人民“依山居业，垒石为室”。以石块石片作原料，黄泥为粘合剂，建造碉楼碉房，是每个羌民的拿手好戏。施工时，他们不绘图、不吊线，也不用柱架支撑，而是凭艺术想象，信手而来。这种房子不仅坚固耐久，而且经多次地震不塌。碉楼通常分为三层，底层关牲口，中层住人，最上层储存粮食、物品等。
一日白溪游，流连忘返，不觉暮色苍茫。此时，山雨点点。两个多小时的山路，也有些腰酸腿痛了，我们便在一个名叫“下杜”的寨子里歇下。
赶巧，寨里的杜洪全家新碉楼完工。晚上，村里的男女老少到杜家饮“咂酒”，以示庆贺。杜洪全来请我们。作为远方客人，在男女老少边歌边舞中，我们饮了第一口酒。
饮完咂酒，在火塘边坐定。村民们围着我们聊了起来：
陈开宇，３５岁。作为一村之长，他和我摆的第一个话题，是寨子里的那所小学。显然，这是村民们关心的热点。他说——
下杜，１９７４年开始有学校，１９８３年撤销，原因是上边认为学校太多了。从此，寨里的小孩只得到１０里外的乡中心小学读书。小孩走不了１０多里路不说，还要过两座吊桥，家长也放心不下，读书的在寨子里快绝迹了。我是铁了心，逼老二去上学，可是读了两年，识不下２０多个字。原来他并没有在学校上过几天课，每天只是走到中途，就往回赶，边走边耍，太阳下山时，刚好回到家里。寨子里百几号人，没个读书的，急呀。大家一咬牙，凑钱，第一次凑５００元，用来做了课桌２０多张。不久，又凑起了第二个５００元，为聘来的老师添炊具，修理教室门窗。１９８６年终于恢复了学校，１０多名学龄儿童，放下羊鞭，背上了书包。到现在，有学生２２名，分一、二两个年级，一位老师上课。
我们山里人认准一个理，不读书，跟山外人的差距会越来越大。为争取学校合法，我跑了好几趟县文教局，就是得不到承认。因此，学校的每一分开支都靠几十户村民自筹。尽管我们在尽最大努力，但总是有些难以承受。
陈聪莲，３５岁，五个孩子（四男一女）的妈妈。在下杜，像她这样年纪，有五、六个孩子的为数不少。我和她说起计划生育的好处。她说——
我也不想生这么多，儿多母苦呀。但我们这里天高皇帝远，没有几个儿子，是要受欺负的。若有个什么争执吵闹，腰杆子也硬不起来。再者，没有几个儿子，也富不起来。这上山下山是没路的路，一年少说也有好几千斤东西背上背下，没有男人也不行啊。虽然地少，山上有的是荒可开。你讲的这些道理，我们这里这两年也在说。
杜洪江，２２岁，读过小学五年级。我和他搭话时，几个小伙子打岔，说他父母正在给他找媳妇。上午，乡党委书记告诉我，这里父母包办婚姻还占相当大的比例。于是，我问起了杜洪江的婚姻观。他说——
结婚，还是要靠父母。一是经济上要靠他们。我们这里的年轻人一般只有结婚后，才有可能经济独立；二是不靠父母也很难找到对象，原因是平时与外界交往很少；三是父母物色的对象，不能不愿意，否则就是不孝顺。父母把我们养大不容易，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都是父母给的，怎么能不听他们的？我的父母已为我备齐了一切结婚费用，我除了把家里的生产搞好外，很轻松。
坐在一角不吭声的是陈开福，５０岁，家在另一座更高的山上。下午，我们在往山上爬时，他在我们前头，在不成其为路的山道上，背着几十公斤马铃薯种，一步一步往山上挪，中途休息时，我们就认识了。此时，他因天黑路险，留宿在此。我和他拉起家常。他说——
家里８口人，６个小孩，最大的女孩１７岁，最小的１岁。承包了１２亩地，主要种马铃薯、玉米、胡豆。马铃薯一年收３万多斤，除留足口粮外，余下全部喂猪。每年养猪１５头，没办法运下山来，即使运下山了，卖的钱，还不够运费。１５头猪只能杀来吃，一年到头没什么蔬菜，只是马铃薯加猪肉。此外，能收千把斤胡豆，可换回将近６００斤大米，平常吃个新鲜。
夜１１点多了。山雨越下越大，山涧流水，越来越响。有些耐不住疲倦的羌胞已悄悄离去，毕竟走了一天山路，我也困顿不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