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芬奇——现实主义艺术的前驱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达·芬奇——现实主义艺术的前驱
王朝闻
辽奥纳多·达·芬奇〔注一〕，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学者，伟大的艺术家。他拥有广博的学识与卓越的创造才能；为了人类的幸福，勤奋地也是战斗地、自信而又虚心地劳动了一生。仅就绘画这一方面来看，他留下了现实主义艺术不朽的典范。
达·芬奇发扬了古希腊艺术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提高和丰富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创造和发展了绘画技法。这一位以发明家自居的天才，十分尊重客观实际，认为“自然是一切大师的最高的指导者”；他无视一切恶意的诽谤，反对依赖前人和模仿前人，认为因袭成规是使艺术衰颓的重要原因。即使是对待宗教的题材，他也不被中世纪以来的成规所束缚，不把神当作没有人性的怪物，不把艺术的造形当成某种教义的符号。他反复地观察、研究了现实的人，并辛勤地探求着与内容相适应的表现形式，因而创造了真实的艺术的形象，改变了中世纪以来那种垂死的公式主义的创作作风。他的著名的杰作“最后的晚餐”，就是使惯用的宗教题材获得了崭新面貌的典型例子，同时也就是使思想、感情与形象取得无间的统一的现实主义艺术的典范。
为了理解达·芬奇艺术的优越性，不妨把他的
“最后的晚餐”和意大利其他名画家采用同一题材的作品加以比较。
从乔多（１２６６—１３３６）到狄·吉尔郎达育（１４４９—１４９８），都是呆板地概念地冷冰冰地处理着“最后的晚餐”这一戏剧性的题材的。这些作者虽然在人物位置的安排、背景的布置和装饰趣味上费了心力（狄·吉尔郎达育甚至把十二位当时佛罗棱斯的活人当作模特儿），但是他们都没有把握住如何适当地表现这一题材的关键，忽视或不理解耶稣“你们中间有一个人将要出卖我”这一突然的宣告如何在性格不同的门徒中引起了不同的反应，没有在叛徒犹大的罪恶尚未完全暴露但即将暴露这一特点上着力，没有使叛徒犹大的姿态动作表情符合这一特殊角色及其所处的特殊环境，没有使耶稣的神情与瞬间的突然变故相结合，基本上没有避免乔多“最后的晚餐”的缺憾。人物漠然地坐着，庄严而无热情，不自然，不真实，结构散漫，背景与人物缺少有机的联系，事件的重点不突出，主题不明确。较达·芬奇晚生三十四年的画家安德烈亚·德尔莎陀（１４８６—１５３１）的同一题材的作品，虽然在许多方面较乔多等人的作品有显著的现实感，但仅就毫无必要地在背景的窗上突出地画两个人因而妨碍主题这一缺点看来，它也远不及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
达·芬奇自以为他的画中的耶稣的表情还没有符合自己的理想，因而不认为是完成了“最后的晚餐”这一作品，但它的现实性与感人的力量却是无匹的。有人认为久看它的复制品，感到不只是在看画而是面对人生。这不是无根据的夸张，因为它引导人认识生活。仅就叛徒犹大的形象来看，也就远远超过乔多等人的作品。这不仅因为达·芬奇曾经长时间在现实中十分认真地寻求了和犹大相适应的坏人的性格和像貌，也由于他严格推敲了和犹大这一叛徒脚色相符合的位置和人的相互关系。在乔多等人的画中，几乎都是仅仅依靠坐位的分离和头上不画“圣光”的拙劣方法来使人辨别出犹大；这只是概念地说明他是坏人而不能引起任何实感的画法。在达·芬奇的作品中，和耶稣的无畏的神态相对照，和由于知道自己的领导者被出卖而显示着关心、愤慨、痛惜、自辩、追究的门徒们的激情相对照，犹大的离心和恐慌的神态是被真实地描写出来了。这一混在人群中的败类，粗粗一看不易从画面上发现他，一发现他就显出非常显著的区别。把罪恶的犹大混在善良的门徒中，从动作姿态表情和面型上着力的画法，是十分符合现实的复杂性的画法。只有如此才更能启发更深的想像和具备较高的教育意义。
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能够远远超过其他名画家的同一题材的作品而成为不朽的杰作，是和他适当地运用多样统一的构图法以及适当发挥他在解剖、透视、明暗诸技法的高度造诣分不开的，是和他深入地观察、研究各种人的身姿、面貌、习惯、态度、动作、表情因而丰富了他的想像力的必要活动分不开的，是和他热爱工作、不满足于既有的成就、不怕一切困难、重视群众批评〔注二〕的工作态度分不开的。如果他满足于前人的创作方法与技法的成规，如果他无视生活实际的复杂性和人物性格的多样性，如果他被不正确的意见所左右和无视群众的帮助，不耐心与不认真，这一作品就不可能赢得如此杰出的成就。同时，我们也不可忽略：达·芬奇在他的“最后的晚餐”的创作过程中，不仅运用着他既有的艺术素养，而且是发展着他既有的艺术素养的。我们只须把他那独创性不突出的初稿〔注三〕和完成的作品相比较，就能够证明这一点。为什么他必须强调地运用多样统一法以及绘画技法来赋予这一惯用的题材以新的生命？为什么他在这一创作任务之前能够提高与发展创作方法以及绘画技法？为什么他必须突破前人以及自己初稿那样不能令人满意的老一套的表现形式？主要应该从他这一作品的创作目的和特定的主题求得解释。这就是说：为了圆满地体现他的创作意图，必须创造新形式，发展既成的艺术修养。什么是这一作品的创作目的呢？
达·芬奇创造这一作品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和巩固人的善良品质；是为了划清善恶是非的界限。因为只有把是非善恶的矛盾加以揭发，然后才能有效地启发和加强人们维护真理与正义的决心和信心，加强对于出卖群众利益的奸徒的憎恨和警惕。不是书斋中的学者而是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的学者——达·芬奇，显然是由于获得了某种新的深切的感受，所以才能赋予这一并不新鲜的题材以新的意义；同时正因为从生活的感受中明确了这一主题的重大意义，所以才不懈地追求着和这一庄严的创作目的相适应的一切艺术的方法，因而这一作品不仅能够在当时具备着强大的感人力量，而且能使四百多年以后的今天的观众，并不把这个作品当做宗教画来看待，而能从它的庄严的主题受到有益的启示和教育，以加强进步人类保卫真理和正义的斗争勇气。
对于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许多爱好者特别着重其构图法与技法上的成就。达·芬奇在构图法和技法上的成就当然是不容怀疑的和必须重视的。但是，如果离开了它的主题，仅仅从形式上了解其构图法和绘画技法，那就不可能深入地理解达·芬奇艺术的伟大。在达·芬奇逝世前一年出生的名画家——丁托莱妥（１５１８—１５９４）的“最后的晚餐”，从表面看，多样的事物统一在一致的光线、距离里，刻画物象的能力是显而易见的。但这些长处不能使这一作品达到达·芬奇艺术的水平。它突出地刻画着食堂灯光的辉煌，侍者的忙碌，食品的丰富，小犬的贪食……这些可有可无的事物表面看来使画面活泼，效果上却形成画面的零乱，破坏了艺术的单纯，不能使主题突出。与其说是在描写突然的事变以揭发是非善恶的矛盾，不如说是在着重记录小食堂的热闹与纷扰。对照着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来欣赏，分明看得出什么是这一作品不能令人满意的主要原因，并且可以进一步了解达·芬奇艺术之杰出性主要依靠着什么来形成。
曾经解剖过三十个人的尸体、直到老年还不放松马的解剖学的研究的达·芬奇，不消说对于绘画技法是十分重视的。同时我们不可忽略：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以及其他作品，根据主题的需要，严格地运用技法而不为技法所拘束，是合理地同时又是灵活地运用着这些技法的。为了重点突出，“最后的晚餐”把透视的“灭点”位置在主要人物（耶稣）的头部；但同时为了避免桌上食具过分突出、妨碍主题的集中，因而不愿机械地处理桌面与背景在透视法上的统一，突破了焦点透视的限制。为了整个画面的和谐，统一地支配着明暗；但同时为了充分显示叛徒犹大与其他人物本质的区别，大胆地把犹大的面部安置在浓重的暗影里。其他作品如“蒙娜丽莎”、“丽达”、“圣家族”女性的长脖子、削肩头、大眼睛，都是为了充分地深刻地表现人物的性格、身份、心理、感情，所以才夸张地处理着这些重要部分的。这一位不以说明自然为满足而是以改造自然为职志的学者，这一位不是依靠手的灵敏来作画、一再强调理论与思考之重要作用〔注四〕的画家，这一位重视实践、认为“知识是经验的儿子”和“最大的不幸莫过于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画家，一切技法知识的运用不离他的创作目的，他不是被知识所使用，而是灵活地对待一切知识的。
对于当时脱离实际需要、为解剖而解剖的画家，达·芬奇作了大意如下的指责：所谓第一流的画家，为表示出解剖学的知识，不惜把一切筋肉都突出地加以描写，结果使人体成为装着胡桃的袋子或装着萝卜的包裹；我们是需要学解剖学的，但不能仅只为了描绘肌肉而放弃其他。这种对于机械地运用技法者的指责，也就是不片面地和不表面地看问题的达·芬奇是真正科学地掌握着和支配着科学知识的证明。
对于达·芬奇绘画技法的理解，必须处处联系着他各个作品的创作目的和特定的主题，同时也就是看具体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效果。为了生动地（也就是性格地）刻画“蒙娜丽莎”优美的形象，为了准确地绘出妇人的肤泽等等微妙的复杂的变化，他使用了极其精确、细致而又洗练的明暗和色彩。但仅只是线描的老年时期的自画像，在性格鲜明这一点，却超过虽是细致地处理着明暗的“达·芬奇肖像”（半边脸被帽檐的阴影所遮，作者待考）。达·芬奇的自画像，尽管速写似地使用着线描，但那庄重的姿态，那智慧的锐利的眼光，那肯定的坚决的嘴唇……使这一位富于思考和具有不可动摇的毅力的战斗者的性格十分显著和引人敬爱。这一作品虽不如他的其他作品如“蒙娜丽莎”细致，但也精确，线描无损于它的现实性和深刻性。从它的整个效果看，不比其他作品逊色。和其他作品如“蒙娜丽莎”一样：不仅给予欣赏者深刻的印象，而且能够唤起更多联想。如果片面地强调明暗、透视、解剖的作用，甚至于把线描一律看做缺少感情的勾勒，那就不能深入地理解达·芬奇艺术。我们知道：只有作者深刻地理解了描写对象，才能够对它产生深厚的感情；同时，也只有把对象的精神实质用适当的形象表现出来，欣赏者的或种感情才能被激发。作为构成形象的一种条件——线描或其他，本身并无能否表现或激发感情的决定作用，而在于如何运用它。
达·芬奇是属于恩格斯所谓“不受资产阶级局限”的文化巨人。一切面向现实、具有崇高理想、忠于人民革命事业的艺术家是爱戴他的。也只有敢于面向现实、具有崇高理想、忠于人民革命事业的艺术家，才是达·芬奇艺术的忠诚继承者，才能发扬他在绘画艺术上的成就。但不论是对待“最后的晚餐”或他的其他名作，不论是对待他的多样统一的构图法和其他技法，如果是教条主义地加以“理解”和盲目地加以套用，那就辜负这一位——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之重要、反对因袭和盲从的——前驱者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知识和模范的劳动态度了。为了壮大新艺术，新中国的人民艺术家，如同对待自己民族的古典的伟大艺术遗产一样，是用正确方法和正确态度来向伟大的达·芬奇学习的。〔注一〕旧译达文西或文西（１４５２—１５１９）〔注二〕达·芬奇的札记中，在反复说明群众批评之重要性以后说：“因此你应该乐意地耐心地听别人的意见，细心地考虑和反省，别人的指责是否有理。如果是对的，就修正你的作品，如果不对，就只当不了解他的意思好了。假如他是一位你所尊敬的人，可以和他讨论，使他发觉他自己的错误。”泰纳在介绍达·芬奇的讲演中也引用过达·芬奇同时代的人的回忆：“这位画家异常喜欢那些看过他的作品的人，很诚实的讲出他们的意见。”〔注三〕在初稿上，犹大的坐位还没有改变像乔多的作品中的犹大那种不自然的情况。〔注四〕达·芬奇在他的札记中，有“实践必须永远以健全的理论为基础”和“画家只凭眼睛和技术作画，而没有任何理想，就好像一面镜子，只将放在它面前的事物原封不动地照进去，实际上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事物的存在”等等强调思想和思考的意见。
一九五二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