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运动后的南口铁路工厂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三反”运动后的南口铁路工厂
本报记者 陈迹
走进南口铁路工厂机械所，我看到在几台车床中间，有一台车床停止使用了。这台停止使用的车床上，挂着一个木牌，上面写着耀眼的字样：“由于提高了工作效率，这台被省出来的车床暂时停用，不日将上缴。”
自从“三反”运动开展以来，南口铁路工厂工人们的爱国热情更加提高了，他们发挥了机器的潜在能力，缩短了工作时间，省出了五台车床，十五名镟工。厂长黄英夫告诉我，他们要把省出来的车床，多余的镟工，分送到别的部门去。过去在工厂里，常常听见人们议论：“机器不够，人也不多，怎样提高生产呀？”过去南口铁路工厂里也有这样的论调。今天我却听到了相反的话：“机器目前不能算缺，人也不少，就怕群众力量没有发挥。”
在一个座谈会里，我和工人群众谈论生产计划问题。解放以来，南口铁路工厂从来没有完成过第一季度生产计划。长时间内大家总认为任务不能完成的原因是“气候寒冷，露天生产困难”等等。今年第一季度，他们不仅完成而且超额完成了生产计划，并且满怀信心地争取提前一个月完成上半年的生产计划。现在大家面对这样的事实，承认过去强调客观困难是不对的，是没有看见群众的力量。厂长黄英夫说：“今年我们也有以往的那些客观困难，而且我们的任务比以往增多了，但我们却能超额完成任务。这是因为我们发挥了群众的积极性。”今年，生产计划是通过群众的讨论而订出来的。每个工人都知道自己的任务，都了解自己的任务完不成，就要影响全厂的计划。机械所的一些工人说：
“我们不按期做出配件，机车所的同志就要因为没有配件而不能修理机车。”材料室的职工了解了供应计划，每天都担心材料供应不上，生怕停工待料。人人这样关心着自己的生产任务，就主动地设法完成。有些干部还没有看见这个重大的转变，还不能适应实际情况，来修改计划。因此他们深深地感到：计划落在实际生产的后面了。
去年南口铁路工厂查定工时的时候，否定了旧的工时定额，确定了新的定额。当时人们反映：“工时定得这样低，怎能完成任务？”今天，我在南口铁路工厂，到处看见工人们缩短工时的事例。组长张建新带领生产小组的全体工人，镟汽缸勾贝，只要六分钟，比定额工时四十五分钟减少了三十九分钟，效率提高了六倍半。王正明做配线盒子，在“三反”运动以前需要二十六小时，现在只要八小时。他认为只要再想一些办法，还可以提高工作效率。最近他做分线盒的圆眼，只花了一分钟，比以前定额工时三十分钟的生产效率，提高了二十九倍。工人邓致祥焊线头，过去需要十多分钟，现在只需要一分钟。一台机车的配件的加工工时过去是二百十六个工，现在只需要一百六十一个工。这些事例说明原来的工时定额已经落后，新的定额、新的标准，正在不停地涌现出来。“工时定得低，怎能完成任务”的看法被粉碎了。
南口铁路工厂这些新的变化是从那里来的呢？工人群众的实际行动答复了这个问题。他们在“三反”运动中，提高了阶级觉悟，认识了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一致，看到了祖国的光辉美丽的前途，他们都开始自觉地为争取这个前途而劳动。这种劳动是愉快的，是光荣的。工人张文，过去总以为“干活还不是为了吃饭”，“何必那样卖劲呢？”他是个镟工，他过去站在镟床旁边，从来不想办法去提高效率，“反正照老规矩办事，拿到工资就行了”。他不论镟那种活，都要“留一手”。他觉得：“镟快了，工时的标准又要改了，将来赶不上标准，怎么办？”在“三反”运动中，工友们批评他是“五尺眼”——看不远。阚世民问他：“你是不是工人阶级的一分子？”“当然是呀！”阚世民说：“工人阶级的眼睛不是‘五尺眼’。你天天盘算个人利益，怎能是工人阶级呢？老实说，工人阶级都像你那样，国家的工业化怎能加快呢？”这些批评刺痛了张文的心。他想：“大家说得对，我过去太对不起国家。在国民党时期，我们工人吃不饱穿不暖；今天我吃细粮穿新衣。这些个人利益从那里来的呢？还不是共产党带来的吗？我不好好干，不把国家建设好，我个人也不会好。”想到这里，他不满足过去的工作效率了。“那种‘老牛破车’的样儿还能继续下去吗？不能！”当他镟汽室勾贝时，就想到大家的批评，想到怎样加快速度，他把车子开快了一些，就把镟汽室勾贝的工时缩短了一半。但他觉得这还不是新纪录，他还要钻研多刀多刃的方法，来创造新纪录。宣传员张名远告诉我：经过
“三反”运动，落后分子开始转变，中间分子开始积极，积极分子更积极了。铸工所的化铜部门过去是不活跃的“死角”，他们只做到规定的化铜的数量，不愿多化一点铜。在“三反”运动中，他们改变了这种做法。有个化铜工人对我说：只保证用铜的部门的需要还是不够的，还应该多化一些铜，刺激用铜的部门的生产情绪。为此他们开了一个会，研究怎样多化一些铜。过去他们上了班，都先得由一个人临时燃火炉，其余的人闲着没事干；他们认为这样是不行的，于是决定先让一个人早来两小时，预先把火炉燃好，免得大家上了班没有事干。这样
一来，果然能在一天内，多化了三罐铜。用铜的部门的工人们听了，都嚷道：“瞧！他们都积极起来了，我们还能落后吗？”过去一些积极分子天天辛苦地劳动，费尽心血地找节约的窍门；然而他们没有想到他们的劳动成果被贪污分子偷去了。他们愤怒地参加了“三反”斗争，捉住了贪污分子。他们很高兴地说：“这一下，我们创造的每一件东西，都能用到祖国建设上去了。想起这一点，我们干得就起劲。”积极分子邓致祥和工友们商议，采用郭瓦廖夫工作方法，把各人焊线头的动作的优点集中起来。这样，不但省了材料，而且把效率提高了九倍。他们认为：“今后不但要动脑筋，还要动眼睛。”动脑筋找窍门，动眼睛防备国家财物的损失。
在一次生产竞赛的挑战大会上，我听见工人们喊：“欢迎技术人员和我们在一起工作！”我又听见技术人员答复工人的要求：“我们要向工人们学习。”在过去很长时期内，南口铁路工厂的技术人员，不愿意下现场，看不起工人群众的生产经验，只相信书本上的知识。技术人员王玉，过去嫌工人
“肮脏”，总觉得：工人不懂得啥理论，我们跟他们结合又有什么用呢？但在他每次碰到技术上的实际困难的时候，工人都能帮他解决。在“打虎队”里，王玉不知道怎样发现“老虎”；工人们告诉他了线索，他还不相信。但是，结果证明贪污犯果然正是工人们指出的那些人。这些事实教育了王玉。王玉责备自己：“工人那样地紧张劳动，那样地关心祖国的前途，而我还看不起他们，自以为自己有知识。实际上，我们如果不和工人结合，就会一事无成。”他举了一个例子：技术人员吕志书从书本上知道了高速切削法的理论，但不知道怎样运用。当他和工人在一起研究车床的性格，运用高速切削法的具体方法时，他才明白了：只凭那点“理论”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他说：“只有在我从工人那里知道了运用高速切削法的实际经验时，我才能正确地指导工人怎样运用高速切削法。”工人们在吕志书的指导下，运用高速切削法，提高了效率。机械所的工人过去常常说：“技术人员碰到我们问的技术上的问题，总是谈一大堆‘理论’，可是总没有解决我们的实际问题。”现在他们说：“技术人员谈的，我们愿意听啦！”最近，技术人员组织了高速切削法研究会，工人都纷纷要求参加。这种现象在过去是少见的。在“三反”运动后的南口铁路工厂，技术人员和工人已经开始结合了。
在南口铁路工厂，我感到我们的工厂在“三反”运动之后各方面都有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已为我们大规模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创造了重要的条件。我们可以预计：在全国铁路开展满载、超轴、五百公里运动之后，南口铁路工厂一定会取得新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