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改革与诗” [复制链接]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谈谈“改革与诗”
张海宽
“改革与诗”是个很有现实意义，很有文章可作的命题。通过对这个“命题”的研究和探讨，既可密切诗歌与改革的关系，加强诗歌的现实性和时代感，造成诗歌创作有利于“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舆论和社会环境，又能促进诗歌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发展变化，使诗歌能千姿百态地表现改革。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与诗”的关系，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改革是我国当代社会生活的主潮、当代生活的主潮应成为诗歌表现的主旋律和对生活既要暴露、更要赞颂这样几个问题。
我国当代社会生活的主潮
改革是我国社会发展中的又一次革命，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和人们的精神风貌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历史性变化，已成为与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命运和根本利益密切相关的伟大事业。作为当代社会一员、被称为具有敏感神经的诗人，不仅不会例外，而且更应该有改革意识和参与意识；积极、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好“改革与诗”的关系。
要积极、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好“改革与诗”的关系，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诗歌与人民生活这种最基本、最重要的关系。人民生活是诗歌创作的源泉和母体，是诗歌的最高规范和赖以生存的深厚根基，唯有人民生活才能使诗歌真实和厚重起来；诗歌之花一旦离开人民生活这块土壤，就必然枯萎和凋零。我们的诗歌不仅是一个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后如何满足人民群众艺术享受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关系到用什么思想感情引导广大人民在“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斗争中继续前进的问题。因此诗人要认真听取当代人民对诗歌的意见和要求，思考和研究改革开放中提出的新课题，以便使自己的诗歌能踏着时代节拍前进，成为有理想、有追求、有热情的诗歌。当然，诗歌在反映和表现人民生活上有其特殊方式和规律，它比别的文学样式更要求心灵化和主体意识的积极参与，是一种思想内容高度概括、形象密度最大、感情最强烈和语言最精粹的艺术。但诗歌却不是悬浮在空中的，更不是超离现实的“独立世界”，它总是同当代人的生活、社会和思想感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要正确认识和处理诗歌与人民生活的关系，诗人必须以主人翁的姿态深入人民生活，真正加强社会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诗歌是一种最富于时代感、现实性、能够比较迅速地反映和表现社会生活的文学样式。它经常以白热化的激情，抒发感慨，评论现实，歌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是一种对人民群众最有激发性和鼓动性的文学机制，在变革人们的思想观念、净化人们的灵魂和提高人们辨别是非美丑的能力上，具有潜移默化的重要作用。诗歌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时代和人民。
但是，在当代的我国诗坛上，有两种诗歌理论直接阻碍着诗人深入人民生活。一种是认为诗歌从对“外在世界”的抒写，进入对“内在世界”的开掘，即“对人自身的生命忧患”的把握和表现，是诗歌本体的回归，是诗的发展和进步。另一种是在诗歌创作上倡导对“纯诗”、“纯文学”的探索和实验，强调追求诗歌的形式因素，使诗歌染上一种浓重的贵族气。前者源于弗洛伊德的“潜意识”说，认为诗歌等文学艺术是人生下来就有的“潜意识”的自然表露。这样一来，只要诗人敢于“暴露自我”、“扩张自我”、“挖掘自我”、展示自我的“隐秘世界”，使自己的“内宇宙”得到吟味，使自己的“本能和欲望”得到宣泄和满足，就可写出“好诗”。既然诗歌是诗人的“自我表现”和“主观臆想”，与客观的外在世界无关，自然诗人也就没有必要去深入自身以外的人民生活了，因为诗歌的内容就在诗人本身，从而使有些诗人变成对改革大潮的远离者和超越者。后者源于法国诗人戈缔叶的“为艺术而艺术”，这种文学理论忽视、否定诗歌的内容，强调诗歌外在形式的奇特、华美和“超然”，把诗歌当成一种“纯粹”的、类似“花瓶”的艺术，主张写诗的目的在于赏玩，在于编织一种“纯形式的网络”，追求一种“形式上的花样翻新”，是一种可以无视内容，可以不带任何功利目的的精神活动。既然诗歌的创新就在于形式的创造，可不考虑生活和内容，那诗人自然就可钻入象牙之塔，不承担任何社会使命，也就不必深入改革开放的社会生活，感受时代精神了。不论是“潜意识”说，还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都违背了“文学是现实生活在作家
头脑中能动地反映”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都大大拉开了诗歌与人民和时代的距离，它们的错误之处都在于脱离了人的社会实践。
当代诗歌表现的主旋律
改革既然是我国当代社会生活的主潮，理所当然地也应成为我国诗歌表现的主旋律。我们要积极支持诗人反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热情鼓励诗人创作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为国家为人民作奉献的诗歌，旗帜鲜明地倡导诗人用共产主义理想、道德和去熏陶、鼓舞和教育人民，因为我们的诗歌是社会主义诗歌。
诗歌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就要把反映和表现改革和实现四化当作主旋律。只有这样，诗歌才能弹拨出时代的最强音，才能同我国当代社会的主潮流统一在一起，同当代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热”在一起，与时代一起前进和腾飞。
但是近几年来，在我国诗歌界却产生了一种“诗歌除自身而外别无目的”的理论，说诗歌是诗人“心灵的历史”、“心灵的音乐”，因而“不屑于载道”，“不屑于表现自我以外的丰功伟绩”，说如果承认“诗歌的目的性和社会功能”，就会妨碍诗歌的“纯粹”、“世界性”和“永恒价值”等。诗歌是不能离开社会生活的，即使写的是“心灵的历史”和“心灵的音乐”，这“历史”和“音乐”也必然来自社会生活，因为任何一个“心灵”都不是“独立”的、与世隔绝的，都会有社会的、历史的、民族的属性和内涵；任何一个人都不能脱离社会生活的包围和冲击，因为任何人都不能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这种“为诗而诗”，主张“诗的价值就在于诗本身”的理论和实践，不仅使诗歌丧失了应有的意义和价值，而且使诗歌走向极端，进入死胡同。
也许有人会说，当前我国诗歌的题材、主题和抒情幅度是宽广的，形式、风格、流派和手法是多样的，已呈现多样化的态势，如果现在提倡诗歌以改革和实现四化为主旋律，是不是又会出现新的单一化和一种声音呢？不会的。我们今天所提倡的主旋律不是排他的，不是“左”风盛行年代里那种令人倒胃口的“写中心”和“赶任务”，不是要诗人粉饰生活、图解政策，回到过去的老路上去，更不是要诗人搞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追求诗歌形态的划一，而是要求在诗歌创作的多声部大合唱中，突出改革这个主旋律；我们突出改革这个主旋律不仅不排斥诗歌的多声调，而且是要让体现主旋律的诗歌与多成分、多类型、多样化的诗歌组成一支既主调响亮、鲜明，又多声调和鸣、互补、浑厚的诗歌大合唱。
既要暴露，更要赞美
我们的诗人应该实事求是、一分为二地对待我国的社会现实，应该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来观察、分析当前我国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因为我国的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使我国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成绩是主要的，举世瞩目的，同时也出现了问题和失误。我们的诗人决不能抑此扬彼，只见问题，不见成绩，只看支流，不看主流。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这如同天有晴和阴、月有圆和缺、数有正和负一样，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都是不仅有反面，而且有正面的。我们的改革事业也是如此。
可是，打开我们当前的诗歌报刊看看，歌颂改革，赞美新人、新事和新风尚的诗歌，即表现积极、光明、美好事物的诗歌却很少很少，有时整本诗歌刊物（或整张诗报）几乎一首没有，进入我们视野的，不是对反面事物的揭露，对污秽灰暗事物的展示，就是对自我价值或个人生命意识、或病态感情的抒写。
当然，消极、阴暗、丑恶的事物是令人痛恨的，应该揭露、讽刺和抨击，这能擦亮人们的眼睛，提高人们的警觉；个人对社会人生的种种体验和领悟，也应该宣泄，这也能在一定范围内与人们的感情相通，给人们以有益的启迪和哲理思考。这些，我是由衷地肯定和赞成的。问题是我们的诗歌不能仅仅满足于这些，囿于这些。如果只有这些，就会使人们感到当今的世态太浑浊、太阴暗，从而造成人们意志的沦丧，奋发、进取精神的失落。因此，诗歌还应该有讴歌光明和进步的任务，因为我们生活中积极、美好的事物仍是大量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