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三小时见闻 [复制链接]

第4版(综合)
专栏：

广场三小时见闻
本报记者　吴恒权　龚金星
这是动乱期间记者亲身经历的事。今天提起，或许能为不明真相的人提供一点启示。
不是“老外”，不能上纪念碑采访
5月23日，我们去天安门广场临时采访。
12时30分。一辆救护车把我们送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侧。
人民英雄纪念碑，是“高自联”的指挥中心所在地。他们在周围设置了好几道纠察线。我们刚接近第一道纠察线，就被拦住了。
一学生模样的人问：“干什么的？”
我们掏出记者证递给他：“采访的。”
他翻开记者证告诉我们：“我们有规定，纪念碑上不让国内记者随便采访。”
经一再解释，他才放我们进入纪念碑周围。
纪念碑上满是垃圾，散发着一股酸臭味。
纪念碑的东北角像是“高自联”的印刷点。三部油印机正在开印。几名学生在刻钢板。这里，满地废纸、空油墨罐，还有斑斑墨迹。我们试图越过纠察线看看他们在印些什么，却被拦了回来。
纪念碑的西北角聚了许多外国记者。他们有的扛着摄像机，有的架起照相机。有几位大学生正用外语跟一名外国女记者交谈。
14时许，三名污损天安门城楼毛主席像的犯罪分子被扭到纪念碑东北角。在这里的中外记者纷纷涌上来争相采访这一突发性事件。国内记者大多被拦在纠察线外，只有一些外国记者获准进行录相。我们中的一名记者见状有些愤愤然，冲着一名负责纠察的小伙子嚷了起来：“一个多月来，你们不是在要自由吗？你们说是要新闻自由，然而，你们的做法恰恰是新闻封锁。为什么让‘老外’采访，不让我们采访？”那小伙子马上说：“别嚷，别嚷！其实我也不能作主，我帮你们说说吧。”他迅即走到纠察线入口处，和两名似是在这里负责的人商量了一下。然后告诉我们：“等一会听通知参加新闻发布会吧！”
对持不同意见的来稿不播
我们来到纪念碑不一会儿，一名学生上来问我们，是否愿意看看“高自联”广播站的来稿。我们觉得这是个了解情况的机会，便随这位学生到了纪念碑的东南角。
这里有一个用帆布搭成的小棚。负责保管稿件的是吉林工业大学一位姓陈的学生。他拿出两个鼓鼓囊囊的大信封，一个上面写着“已播”，一个写着“不播”。我们看稿时，陈一步不离，并一再提醒我们不要抄录。
在已播的稿件中，大部分是主张“不撤离天安门广场”的。以标语口号式的文章为多，有一些则是提供各类“情报”的。这些来稿大多用撕得残缺不齐的小纸片写成，字迹也很潦草。
相形之下，那些“不播”的稿件就慎重多了。这些稿件着重讲道理，希望同学们马上撤离广场。我们印象较深的有三篇。
第一篇是华中师范大学的一位研究生的来稿。这位研究生在稿中说，他是专程从武汉来北京考察这次“学运”的。这一段时间，他到北京的大街小巷调查了居民们的心态，认为大多数人对这次“学运”的目的和动机不理解，除了看热闹之外，他们已处于疲倦状态，甚至产生了厌烦情绪。同时，同学们的身体和心理承受能力已相当脆弱。他深切地希望“组织者”能作长远考虑，爱护同学们，撤离广场。
第二篇是署名“你们的老师也是你们的学生”的几位知识分子的来信。这些知识分子语重心长地讲述了他们40年来所走过的路，又论述了为推进民主化进程、建设民主所应采取的态度，应做的事。他们建议迅速撤离广场。
第三封信是北京市的几位市民写来的。这几位市民毫不客气地指责一个多月来“学潮”带给他们的“灾难”：上班要步行好几个小时，供应紧张，连睡个好觉的机会都给搅没了。
看完稿件，我们直言不讳地问：“这些主张撤离广场的来稿为何不播？”那位姓陈的同学不假思索地说：“这些稿件的观点太偏激了！”
一名“声援”的学生对民主的理解
当我们回到纪念碑北侧休息时，一位约十八九岁的女学生同我们聊开了。
我们问她：“看样子，你不是北京人，来声援的吧？”
她答：“你猜对了。”
“你来之前，知不知道北京的情况？”
“知道。”
“怎么知道的？”
“号召我们来声援的同学说，北京在进行一场民主斗争，需要我们进京壮大声势，我们就跟来了。”
“那么，你是为民主而来的。”
“不错。”
“能不能告诉我们，你心中的‘民主’含义是什么。”
“将来毕业以后，在单位受了气可在单位发泄出来。”她略微想了想，这样对我们说。
“你这样理解‘民主’看来是低了一点。”
“说到底就是能干自己想干的事，为所欲为呗。”她这回说得干脆多了。
15时许，一场狂风暴雨来临，我们匆匆结束了同那位女学生的对话。
在同那位女学生对话前，我们还采访了另几名来京“声援”的学生。有一名学生说得很有意思：“你问我为什么来声援？实话说吧，到北京来玩玩是我多年的愿望，如今坐车不要钱，饭有得吃，还有这浪漫的露营，怎么能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