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贺宜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

怀念贺宜
郎澜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贺宜逝世已两年了，但我仍觉得他还活着，活在我心中……
我与贺宜老师原不相识。1975年，我写了一部反映铁道养路工人生活的书稿投寄到出版社，他做了我的责任编辑。那年月，写书编书都不易，况且我那会只是个仅有高小文化程度的青年工人，第一次写小说就写了个长篇，显然有难度。然而贺宜看罢书稿，认为作品有深厚的生活基础，主要人物写得都很活，还是坚持着接下来了。打那起，他便倾全力扶植我。起初，我们不过是书信联系，可他每次给我的复信，都写得极认真。少则五六页纸，多则十几页，他总是尽可能地把话说透，意见提得具体。后来我被请到出版社修改，他更是呕心沥血了。那阵儿，他常与我讨论作品，并替我出主意，一章一章地帮我理。他从不摆架子，每每交谈，总持商讨的口气，即便动笔，也是先征询我的意见，先拿铅笔改动，而后再红笔。当时，他除直接负责我的书稿外，还担任着《牵牛岗》的责任编辑。两部长篇同时定稿，这对已过花甲之年且又身患多种疾病的贺宜老师来说，无疑是很沉的压力。为此，他经常白天“牵牛”，晚间“开火车”（“牵牛”是指《牵牛岗》，“开火车”指我的《铁道前哨》）。尤令我难忘的是，书稿改定后，由于那时的政治气候，送审后一次次不能通过，我做为作者都难以承受得住，可他却能始终泰然处之。后来，当上面提出要我把书稿改写成“反走资派”的作品时，他又不顾政治压力，毅然回绝。“我们不能违背文学创作的规律。作者长期生活在基层，他对铁路部门上层的斗争从来没有过接触，你叫他写‘反走资派’，他怎么写得出来？”就这样，算替我扛住了。那以后，他还不顾年高体弱，专程跑到芜湖，沿着我所描写的铁道线走了好多天。返回后，又帮我再易其稿。直到1977年10月，此书才得以出版。贺宜老师为我的处女作，曾付出过多大的心血啊！
1978年之后，贺宜老师不仅重新担负起出版社的领导职务，同时也开始又为孩子们写作了。那些年，他确实很忙，且身体也渐渐垮了，但只要我去看他，他总是要跟我聊一会的，问问我的创作和生活情况。他一再跟我说：“要多读书，要不断地提高自身的文学修养。要把生活的底子，打得扎实些，再扎实些。”但凡我给他的信件，他不管多忙，也总要作复。1982年间，我写儿童小说《逃学十三天》，不时卡壳，于是写信向他求教。他竟抱病为我写了封长信，帮我分析了卡壳的症结所在。
贺宜老师不仅教我做文，更教我做人。《铁道前哨》出版后，他曾不止一次地告诫我：要谦虚，真正的谦虚，而不是那种专门为着装门面而做出的“谦虚”。有一次《儿童时代》举办小说征文，我曾直接寄给他一篇稿，可不久即将稿件退还我了。他在信中，除了对那篇小说提出自己的意见，还坦率地告诉我：“我是评委，若是由我推荐出去，会贻人口实的。希望你能谅解。作品改好后，还是你自己直接寄《儿童时代》为好。”1983年前后，我曾多次提出要为他写传的事，可他都谢绝了。他非常谦虚地说：“我这一生很平凡，几乎没什么可写的。你还是把宝贵时间，花在有意义的创作上吧。”
其实，贺宜老师在我国儿童文学的园地里，默默地辛勤耕耘了半个多世纪，他为孩子们留下了几百万字的文学精品。他谦虚淳厚的美德，严谨的创作态度，都堪为后生楷模。他对我的教诲和厚爱，我将永远铭记在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