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制造动乱的“沙龙” [复制链接]

第4版(综合)
专栏：

一个制造动乱的“沙龙”
郑彦
1988年5月4日，正当北京大学师生欢度校庆90周年之际，方励之、李淑娴跳将出来，作了一番淋漓尽致的表演。就在这天下午，由方、李和刘刚（被通缉的“高自联”头目之一）一手策划的“民主沙龙”乱哄哄地开了场。方励之、李淑娴首先登台。方胡说什么“不同意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提法”，因为“现代化不分国界”；李淑娴则尽其煽风点火之能事，大谈“中国的布鲁诺”，叫嚣“甘愿作一粒沙子，为后人铺就一条自由之路”。还有人认为方励之提出的“知识分子要入党，要改变党的颜色”这个反对中国共产党的策略不够劲，索性提出“要重铺一条铁路，重造一列火车”。“民主沙龙”一开场，就充满了政治色彩，火药味十足。
从这天起到1989年5月12日，一共举办了17次“民主沙龙”，主要由王丹等人主持，方、李充当军师。从已掌握的材料可以清楚地看出，方励之、李淑娴、王丹等人如此卖力地举办“民主沙龙”，就是要为日后制造动乱，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制造舆论，网罗人马，进行思想和组织的准备。
（一）
名为“民主沙龙”，其实并非真是为了民主。这从他们邀请参加者的标准可见端倪。
王丹公开要求学校给他们“邀请著名学者参加的自由”，“保证除被剥夺政治权利者外一律准许被邀请”。李淑娴也与王丹一唱一和，说什么“一个学者，一个人，只要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他就有演讲的自由。他是中国公民，就应该有权利被邀请。”可是“沙龙”的另一名组织者却说：“有人提出请曲啸那种人来这里，我们认为没必要。”
那末，他们究竟要请哪些先生呢？王丹直言不讳地说：“我们讨论的本来就是政治问题，当然要找一些有思想、有创见的先生来。”一年来，他们请的主讲人，除了臭名昭著的方励之、李淑娴夫妇外，还有包遵信、任畹町、戴晴、吴祖光、许良英等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面人物，甚至未经正式外交程序，就邀请了某国驻华大使和夫人。
这些人在“沙龙”里肆无忌惮地兜售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货色，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角度，全面攻击四项基本原则。
谈到共产党领导时，王丹狂妄地叫嚷：“大概要摸摸老虎屁股了。”更有人公然喊出：“应该成立反对党”。他们肆意攻击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反现代化的理论”。狂叫：“要实现民主，关键问题在于改变中国的环境。”他们诬蔑“中国的领导人不讲人权”，公然为反革命分子魏京生鸣冤叫屈，说他“是有为的年青人，是人才，应当爱护。”他们极力鼓吹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声言要“办自己的报纸、杂志，传播民主思想。”他们攻击党的新闻政策，胡说什么“今天报纸的审查制度超过国民党统治的时候。”提到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人更是咬牙切齿。参加这个沙龙的一个头面人物恶狠狠地说：“这两件事，一望而知，荒谬绝伦。”这些人还喋喋不休地叫嚷：“知识分子应该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是领导阶级，起主导作用”。
鲁迅说过：既捣鬼，就有术。这伙道貌岸然的文化人，经过几年来紧锣密鼓地筹划，终于嗅出了一点异常的政治空气，迫不及待地赤膊上阵了。他们撕去仅有的一点遮盖面纱，猖狂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们宣扬的“学术讨论”是假，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是真；他们高喊的“民主”是假，妄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颠覆人民共和国是真。他们哪里是什么“文化人”、“精英”，分明是一伙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急先锋。而“民主沙龙”则成为他们向党向社会主义发起进攻的阵地。
（二）
“民主沙龙”的组织者深知，要达到某种目的，仅仅满足于“制造舆论”，进行“思想发动”是不够的，于是，他们又频繁进行了筹建组织的活动。
今年4月5日，王丹在“沙龙”蛊惑说：“所有知识界，都感到今年要有事情发生。我希望在目前这个时机，大家都团结起来。”还说：“如果大家都窜腾得比较欢，这个进程就推进了。”李淑娴进一步说明：“大家都是这个态度，也就没关系了。”
其实，他们的组织活动是伴随着“沙龙”的出笼而开始的。“沙龙”一开张，王丹就成为方励之、李淑娴的座上客。方、李对王十分赞赏，甚至在香港接受记者采访时也不忘吹捧王丹几句。而王丹则言必称“方老师”、“李老师”如何如何。
当然，他们的组织活动绝不仅限于少数头头之间的来往。为了建立更广泛的组织，他们处心积虑，耍了不少花招儿。
去年下半年，王丹等人筹备成立“当代中国国情研究会”，要求学校给予他们“独立活动的自由”，理所当然地未被批准。年底，王丹又打出某一学生社团的旗号，要成立这个社团的“当代社会问题部”，聘请张显扬、于浩成、许良英、吴祖光、戴晴等25人为顾问，拉大旗，作虎皮，又遭学校拒绝。学校还多次派人找王丹谈话，指出他的活动违反校规。但他对学校的帮助教育置若罔闻，更加猖狂地活动。
今年4月初，为争取“民主沙龙”成为合法组织，王丹在学生中掀起一场签名运动。4月3日，王丹在北大三角地贴出有56个学生签名的给学校领导和有关部门的一封信，要求学校支持“民主沙龙”，开辟“沙龙”活动地点，并且事先通知一些港澳记者，企图借海外传媒给学校施加压力。
对此，学校仍未同意。王丹等人恼羞成怒，专门为此举办了一次“沙龙”。王丹气势汹汹地鼓动更多的师生用签名的方式支持他们。李淑娴也再次跳到前台，明确表示她“很支持这件事”。对签名的学生表示“非常地尊敬”，并要亲自出马，“登门拜访校领导”使“民主沙龙”合法化。
4月19日，学潮已经发生。这天晚上，他们又举行了一次“民主沙龙”，重点讨论成立组织的事情，当场推选出由王丹、封从德、熊焱等7人组成的“北大自治学生会筹委会”，企图取代合法产生的校学生会和研究生会。
经过这样一番紧张的活动，他们确也拉起一支队伍。“民主沙龙”的组织者和积极参加者，如王丹、刘刚、封从德、杨涛、熊焱、郭海峰等在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中都成为非法组织“高自联”的头目和骨干分子。
（三）
“民主沙龙”的组织者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头面人物沆瀣一气，无时无刻不在伺机发难。4月15日，胡耀邦同志逝世。他们以为时机已到，便加紧煽动、策划，终于制造了一场触目惊心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
事发后，他们互相打气，互相呼应，接触愈加频繁。方励之、李淑娴不断给王丹等人耳提面命，包遵信、陈明远、任畹町等更是多次到北大讲演。
5月12日，所谓“学运低潮”时期，他们又举行了第17次“民主沙龙”。包遵信在“沙龙”大放厥词，说什么“4·27这个日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将会大书特书”，“它的规模和深远影响都超过了五四”，明确提出“4·26社论应该推翻”。他还煽动说，一听到学生上天安门游行，“当时就特别兴奋起来”。为了给学生打气，他还胡说：“4·27”在中国历史上“值得纪念”，说“4·27”的意义在于“标志长期以来封建家长制的专制统治在中国应该结束了。”
当时不少青年学生对动乱开始失去兴趣，感到迷惑、疲惫，包遵信的这一派胡言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天下午，王丹等3人在北大贴出“绝食声明”。次日，北京几百名学生开始绝食。严家其、包遵信、苏绍智等人又导演一出首都知识界大游行的闹剧，声援绝食学生。可以看出，“民主沙龙”的组织者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面人物配合得是何等默契！
善良的人们是很难预料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阴谋的。但事实却使我们清醒：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则将国无宁日。同时，须臾不能放松对反革命分子的警惕，因为他们一刻都没有睡觉，还会利用各种形式，伺机向我们进攻。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倒是应该感谢“民主沙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反面教材。
（《中国教育报》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