诤言数语份量沉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

诤言数语份量沉
钟锡锵
在上海航空工业公司工作了3年之久的一位美国专家能奈，回国前对该公司说：中国的企业普遍偏重物质刺激，忽视精神鼓励。他认为，为提高工人的积极性，以解决工人的住房、提高他们的奖金作为主要手段，这在短期内可能管用，但时间长了就会失效（见1989年5月12日《经济日报》）。
这些年开放了，一些出洋回来的人常告诉我们，发达国家的企业如何如何用物质刺激来调动人的积极性，人们为钱而拚命工作，灵得很！羡慕之余，也有鼓吹我们应大加仿效之意。但这位来自美国大资本家开的公司的教育专家却说，他所在的麦克唐纳·道格拉斯飞机制造公司十分重视精神鼓励的作用，鼓励雇员热爱自己的企业，为企业尽心尽力。我们姑且不论他们精神鼓励的内容和目的，但一个资本家开的公司竟没有仅凭物质刺激去解决一切问题，这可能会使国人深思之吧。
精神鼓励，这不曾经是我们的看家本领拿手好戏吗？在过去那些出生入死的艰苦年代，我们不是凭着那么一点精神，才战胜千难万险、战胜强大的敌人？那时，敌人最害怕的是我们的思想力量——精神。一个俘虏兵，在敌人的营垒里不愿意卖命，是懦夫，一旦到了我们这边，受到了为谁而战的教育，他就变成了另外一个新人，掉转枪口，义无返顾，成为一名勇士。全国胜利之后，在共和国初创以及后来遇到几次严重困难的岁月里，我们不是凭着那么一点精神，度难关、闯险滩吗？那时节，“大庆精神”、“铁人精神”、“雷锋精神”，尤其是“焦裕禄精神”，曾经激励多少干部群众拚搏奋进！呜呼——这几年人们对这些精神感到陌生了。于是，我们很多优势无形中丢掉了，近来，终于使我们尝到了苦果。
是的，在相当长时期中，确有极左思潮，有些干部言行不一，身教毫无说服力，曾经把精神的作用强调过了头，甚至搞“精神万能”，要灭绝人的七情六欲，从极端走向荒唐，人们连精神、信仰都丢掉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纠正这种绝对化的做法，重新肯定物质利益原则，这无疑是正确的。因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归根结蒂同他的利益相关联。但同时，小平同志一再强调两手抓，思想政治工作放松不得。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做事总爱走极端，在重视物质奖励的时候，又把精神与空头政治划了等号。这几年由于思想政治工作大大削弱，致使一些人一心盯着物质利益，畸形膨胀，似乎有点人欲横流之势。社会上斗富比奢之风日盛，各种歪门邪道的“对策”层出不穷。似乎世道翻了个过。讲“实惠、金钱”成为时髦，讲“理想、精神”被认为僵化；老老实实的被认为迂腐，钻政策空子大捞好处的被认为有能耐。“物质利益原则”扭曲变形，被当作绝对的、普遍的灵丹妙药。
应该说，物质利益原则不排斥精神鼓励的作用，两者是相辅相成、溶合一起的。我们讲的物质利益，包括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每一个中国人，首先要争国家的利益、集体的利益。“实现四化，振兴中华”，这是全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所在，离开这个大利益，我们的个人利益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然，个人利益是不可忽视的。我们要在国家、社会和生产的发展中，求得安居乐业，使个人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为协调不同层次的群体利益关系，为了做到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局部的小集体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就需要发挥“精神”的作用了。
对物质利益原则的曲解，就是只顾个人，不顾整体，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只顾小集体，不顾整个国家、民族，甚至以损国家利己为本事为光荣。所以，它具有一种破坏性，把人变为物欲的侏儒，使社会的精神道德素质下降，世风沉沦，人心涣散，生出种种邪魔妖术。专靠物质刺激来实现四化的目标，就好像一个瘸腿的登山运动员，攀登珠穆朗玛峰，能成吗？
能听到一个美国友人这样几句中肯坦诚的诤言，这也是开放的一个收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