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大战难息 资源争夺难禁 物价上涨难控 当代“诸侯经济”忧思录 [复制链接]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贸易大战难息 资源争夺难禁 物价上涨难控
当代“诸侯经济”忧思录
各项宏观控制措施每每半途而废，令行不止，并非皆出自决策者的失误。
频频告急的“财贸大战”，诸如“黄麻大战”，“茶叶大战”，偏偏发源于行政区域交界地带。
广东缺粮食，只得用大把外汇进口泰国大米，而安徽、江西等省大米积压库中，无处求佛。
以上诸多“异常”现象，同我国业已形成的“诸侯经济”格局有关。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从改革高度的中央集权体制入手，以增加地方经济决策的自主权和灵活性。然而，由上至下的行政性放权，在提高了地方政府积极性同时也引起了行政过多干预经济的变相集权式体制复归。在治理、整顿过程中物价控制指标的分配，各种专营制度、限价政策的实施，又进一步滋长了地区间的经济摩擦，“诸侯经济”俨然圈中之圈，使得改革以来倡导的开放、搞活方针受到困扰，推动着中国经济向松散型转变。
“诸侯经济”的两个最显著特征是彼此间的贸易封锁和资源争夺。
区域贸易封锁使得市场自身的运行规范屈从于行政规则，增加了企业间横向联合的风险。
区域封锁增加了市场物价控制的难度。沿海发达地区对工业消费品封锁，内外二价或易地涨价，致使内地省份零售物价高涨；原材料省份在饱尝了工业消费品封锁之苦后，也不得不起用“良策”。一时间关卡林立，禁运通知纷纷扬扬，致使原材料、能源价格上扬，供求矛盾加剧。尽管沿海省份有充足财源与内地争夺资源，但无论如何也无法冲破行政干预形成的割据势力。由于沿海省份失去了对原材料价格的控制，也就无法稳定产品成本，由此出现物价轮番上涨。
不仅如此，区域封锁使企业失去了灵活性，行政干预又使得企业过分依赖于政府，使得国家在下放管理权限中，仍像蜗牛一样负重爬行。
“诸侯经济”是我国新旧体制交替进程中产生的“怪胎”，它和未来的统一的商品经济新格局是完全相悖的。
（7月24日《中国统计信息报》
赵夕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