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同志的介入说和《河殇》的“新纪元” [复制链接]

第4版(综合)
专栏：

赵紫阳同志的介入说和《河殇》的“新纪元”
靳仁
赵紫阳同志担任总书记期间在文艺上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说法：“我有个基本的主张，根据多年的经验教训就是少管，少介入，既不要轻易表扬什么，支持什么，也不要轻易批评什么。”“什么这个作品怎么样，那个作品怎么样，根本不管这个事。”他还特别声明：“凡是让我审查的影片我都不看，我也不会发表什么意见。”但是，对《河殇》这个作品，他不仅介入了，而且三番几次地介入，管得很具体，与他的那个宣言成了具有讽刺意味的鲜明对照。
请看事实：
去年夏，《河殇》在中央电视台一播出，赵紫阳同志扶持的一批“文化精英”立即带头在报刊上刮起一股吹捧风，一些清醒的学者则写文章对《河殇》宣扬的历史观、政治观提出尖锐批评。就在这时，赵紫阳同志对《河殇》不仅表示赞赏，还让有关单位复制五百套录相带，广为发送。对赵紫阳的这种支持，有的报纸在为《河殇》迅速重播而写的文章中作了特意的暗示。
不久，一位友好国家的总理来华访问，赵紫阳同志特别送给他一套《河殇》的片子，并推荐说：值得一看。
9月末，王震同志在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上批评了《河殇》，并要求中央重视这件事。这时，赵紫阳同志却支吾其词，回避问题的实质，搪塞了几句就匆匆宣布散会。
10月，一个《关于处理（河殇）问题的几点意见》的报告提出，要“发表适量的评论文章，对《河殇》散布的片面的、错误的观点加以澄清”。对这一报告，赵紫阳同志表面上并未表示异议。可是当易家言同志的批评文章《（河殇）宣扬了什么？》写出之后，赵紫阳却明确表示：不要发表。他硬是利用职权压制对《河殇》的批评，为《河殇》思想的畅行无阻提供保护。
短短几个月之内，赵紫阳同志对《河殇》表现出来的关心是非同寻常的，介入的次数之多、程度之深是令人惊讶的。人们不禁要问：赵紫阳为什么要如此卖力地支持《河殇》？《河殇》里究竟有什么东西使他这样着迷？
对《河殇》所宣扬的那一套荒谬东西，易家言的文章和其他文章已谈了不少，我们这里只着重指出一点：《河殇》的要害是所谓“新纪元”，赵紫阳同志最欣赏的也正是这个“新纪元”。
《河殇》在论述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发展中向人们推出了两个新纪元：1649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一个新纪元，1987年赵紫阳当了总书记又是一个新纪元。两个“新纪元”一线相穿，都是为赵紫阳和他的现实政治需要制造舆论的。
其一，《河殇》讲“新纪元”，是用来突出赵紫阳、大树特树赵紫阳的“新”权威的。
《河殇》在总体反思的旗号下，一笔抹煞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抹煞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史，抹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贬低10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就，唯独突出赵紫阳当总书记的这一段。在《河殇》里，巴黎公社不是新纪元，10月革命不是新纪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是“周期性的社会振荡”和“动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只有“颠狂的大跃进”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直到1985年仍然是“人家的长进比我们快得多”，只有到1987年赵紫阳当了总书记，才揭开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纪元”。
诚然，《河殇》也不得不提到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但却只是说在“这一天”，历史“终于把中国也推进了”改革大潮，并接着又说“我们正好站在十字路口”。显然，《河殇》作者的意思是在说，当时的中国只是刚“打开封闭的篱墙”，领导者尚未自觉地作出新的历史选择。作者还特别提示说：“无论是列宁还是普列汉诺夫，无论是斯大林还是布哈林，也无论是毛泽东和他的许多战友们（引者按：这无疑包括邓小平等健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没有找到开辟新纪元的“神秘的看不见的经济规律”，只有赵紫阳才找到了这个规律。恰在这时，屏幕上立即出现了赵紫阳的特写镜头，响起了他的讲话声，话音未落，屏幕上再次推出“新纪元”三个大字，作者这样歪曲历史，把赵紫阳之前的中国历史抹成一片空白，调动各种手段突出赵紫阳，就是要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赵紫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旗手，只有他才能给中国带来希望。这不是在大树特树赵紫阳的“新”权威、为赵紫阳独揽大权制造舆论又是什么？
其二，《河殇》讲“新纪元”，给赵紫阳同志搞他的“新秩序”制造了理论依据和舆论气氛。
《河殇》断言，中国之所以长期落后，根本原因是自古以来一直受着一种“封闭、保守”的“黄色文明”的支配。作者进而抹煞新中国与旧中国的根本差别、社会主义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根本差别，把直到80年代初期的中国描绘成仍然是由“黄色文明”笼罩的“板结”的黄土地，并强调说这种“黄色文明”已“不能教给我们，什么是真正的科学精神”，“什么是真正的民主意识”，走下去只能是“自杀”。与此同时，他们极力美化“蓝色文明”即资本主义文明，说是“资本主义转动着工业革命和自由贸易这两个轮子，开始了伟大的飞跃，开始了科学与民主的双重历史大合唱”，揭开了人类历史的第一个“新纪元”。他们还说，由于“蓝色文明”代表科学与民主，资本主义直到今天仍在“不断调整和更新”。因此，结论很清楚：只有用“蔚蓝色的海洋文明在干涸的黄土地上浇下一片霖雨”，中国才能“获得生机”，跨入“新纪元”。换言之，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走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才是唯一有希望的选择。《河殇》的这一套推导，正好从时髦的“大文化理论”的高度上给赵紫阳搞“新秩序”的现实政治需要以巧妙的支持。
赵紫阳同志担任党的总书记后，并不积极执行中央的方针和决策，而是热衷于顺应所谓“国际进步潮流”去建立他所主张的“新秩序”。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新秩序”呢？在政治上，就是削弱以至取消思想政治工作和政工队伍，淡化党的领导以至“改造”党，把真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总方针的力量打下去，把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歪曲改革开放总方针的力量扶植起来；就是不讲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不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宣扬初级阶段腐败难免论。在经济上，去年9月，陪同西方“极端自由派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会见赵紫阳的一位香港大学教授曾指出，“弗的学说与赵的观念没有什么不同”。赵紫阳自己在一次内部讲话中也直接肯定了“以夷制华”的说法，并且说，不要怕人家说“丧权辱国”。一句话说到底，他要搞的“新秩序”是以西方现代资本主义那一套秩序为主要参照系的“新秩序”。当然，赵紫阳同志知道要在中国建立这种“新秩序”，不仅需要有香港报刊讲的“独裁改革”的权力，还必须有舆论的支持。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河殇》的“新纪元”理论帮了他的大忙：既然只有“蓝色文明”才能救中国，他那套以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秩序为主要参照系的“新秩序”不正是识时务之举吗？搞“以夷制华”不也就名正言顺了吗？况且，《河殇》是声画结合的电视片，又在黄金时间播出，在制造舆论上有着特殊的效应，其观众覆盖面之大更是一般文艺作品和理论文章所不能相比的，它所制造的舆论气氛不恰是赵紫阳搞“新秩序”所求之不得的吗？
《河殇》的作者利用“新纪元”吹捧赵紫阳，为赵紫阳搞他的“新秩序”制造舆论，赵紫阳同志则利用手中的权力支持《河殇》的传播，压制对《河殇》的批评。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基于利益交换关系的互相支持，或者说是利益交换关系把赵紫阳和苏晓康等人紧紧地联在一起了。然而，这种互相支持也反过来说明赵紫阳要搞的“新秩序”不是也不可能是我国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应有的新秩序。
活生生的事实还说明，孤立地大讲“少管，少介入”只是一种障眼法，所谓对具体作品“根本不管”更是虚伪的。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和执政党对文艺都不可能完全不加干预，对具体的作品都不可能“根本不管”，区别只在于干预的范围、标准不同，介入的方式、途径不同。事情的关键不在于管得多和少，而在于按什么原则和方向去管。赵紫阳同志口头上讲要“少管，少介入”，对具体作品“根本不管”，实际上做起来则是只许我介入，不许你介入，只许按照纵容、鼓励、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需要去管，不许按照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要求去管。换言之，他大讲“少管，少介入”是用来束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同志的手脚，而让搞自由化的人在文艺领域为所欲为。对赵紫阳讲“少管，少介入”的真实意图，苏晓康们是心领神会的。去年10月，苏晓康在他写的《龙年的悲怆——关于〈河殇〉的札记》中，破口大骂王震等同志对《河殇》的正确批评，胡说什么“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并由此大加发挥地指责说“‘不干涉文学艺术问题’的政策，每每到紧要处便会化为泡影”。他的逻辑显而易见：赵紫阳如此具体地支持《河殇》，把易家言的文章打入冷宫，都不算干涉；只有像王震同志那样批评《河殇》，才算干涉。苏晓康与赵紫阳上下呼应，一唱一和，用他们的行动为所谓“少管，少介入”和对具体作品“根本不管”作了透底的注脚。
最后应当指出，正是因为有了赵紫阳的支持，苏晓康们在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方面越来越肆无忌惮，直到把坚持自由化立场变为策划、煽动动乱的政治行动。今年2月，苏晓康积极参与33人联名上书人大常委和中共中央，要求实行大赦，释放所谓“政治犯”，他和极少数策划者这样做实际上已是在为动乱作准备。到动乱开始后，《河殇》的作者和顾问中有好几位迫不及待地出来登台表演，苏晓康本人更理所当然地成了煽动和策划动乱的头面人物之一。4月28日，联名发出煽动新闻界支持动乱的致中共上海市委公开信的30人中，有他；5月14日，率先发表逼迫政府要承认整个学潮是“爱国民主运动”、承认非法学生组织为“合法组织”的《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的12人中，有他；5月16日，公开发表否定“4·26社论”、再次要求承认非法学生组织的“合法性”的《5·16声明》的首批签名者中，有他；5月20日，发出叫嚷“绝不向八十年代中国的末代皇帝称臣”的《我们知识界的誓言》的10人中，又有他；国务院发布戒严令之后，与严家其一起发出要求人大常委召开紧急会议“解决当前面临的严重问题”的电报的几个人中，还有他。与此同时，他又是紧张地参与密室策划，又是声嘶力竭地在天安门广场发表煽动演说，又是参与发起成立非法组织“首都知识界联合会”，又是带头参加支持绝食和反对戒严的非法游行，为动乱的不断升级立下了汗马功劳，他那反动的政治野心也随之暴露无遗。从某种意义上讲，整个动乱就是苏晓康们要搞的“新纪元”的一次大曝光，也是赵紫阳为推行他的“新秩序”而和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精英”们互相利用、互相支持所必然酿成的一个恶果。其中，有许多东西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原载8月14日《光明日报》，新华社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