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长城是封闭的象征吗——评《河殇》对长城的评述 [复制链接]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万里长城是封闭的象征吗
——评《河殇》对长城的评述
吉人
电视片《河殇》对万里长城有段被它的作者称之为“振聋发聩”的评述：“假使长城会说话，它一定会老老实实告诉华夏子孙们，它是由历史的命运所铸造的一座巨大的悲剧纪念碑。它无法代表强大、进取和荣光，它只代表着封闭、保守、无能的防御和怯弱的不出击。”
大量的历史事实说明，《河殇》的评述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它的非科学的结论，既起不到“振聋”的作用，也产生不了“发聩”的效应。只能使一些缺乏历史知识的人一时发懵。
长城并不代表封闭
延续数千年的封建社会，的确存在着严重的封闭保守的思想。但万里长城并不是为了封闭保守而修建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就出现了以军事需要而修建的长城。而那时，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思想等领域所形成的活跃局面是历史上罕有的。
汉代，武帝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终于开通了被称作“丝绸之路”的中西往来的交通大道。为了保障这条大道的畅通无阻，汉武帝延修长城至新疆的境内，并开设河西五郡（即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正如长城专家所说：“没有‘丝绸之路’，不会有河西、西域境内的长城、烽燧、亭障的修建。没有西段长城，‘丝绸之路’也不可能畅通”。“长城堪称是保护这条国防交通大道的坚强卫士”。
明代的万里长城，是明、元两个政权对立的产物。他们在政治和军事上长期互相攻伐。可在经济上，一直沿习了唐宋以来的做法，在长城一线开设集市，并设边镇，建卫所，移民戍兵，屯田固边，这都大大促进了长城内外各民族的经济思想文化的大交流。今天沿长城的不少有地区贸易特点的重要市镇，就是明代奠定的基础。
这里应当十分明确地指出：万里长城是中国北方各民族，在中国的领土内建筑的一条军事防御工程。它和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修筑的长城，在性质上几乎完全是一样的。即使到了明朝，也不过是中华民族内部两个政权，即一个是取得全国性统治的明政权，一个是被推翻的元代残余政权对立的产物。试问，这样一条万里长城对欧亚各国封闭了什么，又是怎样实行封闭的，何以称它为封闭的代表？！
长城不是怯弱的表现
万里长城是我国古代设防思想的产物，而古代设防思想又源渊于人类的防护思想。
中国的长城，大多是历代有作为的帝王进行修筑的。其历史背景，也多是打了胜仗之后。战国时的赵国，是破林胡、楼烦，灭中山后大修长城的。燕国是在距东胡千里之外而筑北长城的。秦始皇是在统一天下后，“北逐戎狄，收河南”，而筑万里长城的。汉代大修长城是在武功最强的武帝时期。经过河南之战、河西之战、漠北之战，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使“匈奴远遁”，一方面“置朔方一郡，刊障戍于河南，又开河西五郡”，另一方面修缮秦长城和延筑河西走廊的长城，沿“丝绸之路”修建烽燧、亭障。工程规模之大，远远超过了秦长城。北魏、北齐、隋朝也都是在国力强盛时期修筑长城的。
明代长城，是从第一代皇帝朱元璋建国之初开始修建的。朱元璋早在统一全国之前，就把
“高筑墙”作为战略思想之一付诸实施。在他建国号的第一年（公元1368年），即派大将徐达开始修建长城，部署设防。朱元璋在部边设防，修筑长城的同时，向漠北发动过多次出击，明成祖朱棣也亲自出征过五次。至于后来，明朝逐步陷入分兵把口，被动挨打，乃至出现“土木之变”，英宗被俘的境地，这绝非长城之过，实为政治上的腐败，军事上的消极防御和指挥之大误。如果说明代长城代表了无力出击，那么明代建国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多次出击和北征，又当作何解释？
长城精神永存
万里长城作为军事防御工程，它经历了初级、中级、高级阶段的历史发展过程。明代长城是它发展过程的最后阶段。不管在军事上，还是建筑工程艺术的应用上，都达到了长城发展史上较为完备的水平（当然它的固有的优劣长短也有了充分的暴露）。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万里长城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作为伟大的古迹，它是随着时间流失而增值的珍贵历史文物。且不论它在军事上还有多大研究价值，单单从民族精神上看，它就有着许多值得吸取的东西。
无需我们的哲学家去发掘什么深奥奇特的哲理启迪人们，一曲“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所唤起的民族觉醒，激起的“长期抗战”，足以看出长城精神在国家处于危难时期，对中华民族所起的凝聚团结的伟大作用。
不管我们有的文学家把多么悲怆的凄惋之情，倾注在长城上，可是当人们登上八达岭、山海关、嘉峪关时，看到巨龙般的长城，时而翻越巍巍群山，时而闯过浩瀚沙漠，时而飞腾于莽莽草原，千曲百回奔入苍茫大海，一种“欲与天公试比高”、“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英雄气概，和勇往直前的无坚不摧之力，从心底油然而生，这不也是一种长城精神吗？
万里长城以它独有的，也是世界罕见的大、长、巧、险，而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创造力，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坚强意志和雄伟气魄，理所当然地被列为世界奇迹之一。当我们听到宇航员从月球回视地球，首先看到的是中国的万里长城时，自然而然地产生出一种民族自豪感，这种自豪感，正是我们民族奋发图强，自立于民族之林的一种最可宝贵的感情。
凝聚团结、勇往直前、奋发图强的精神，这难道不是万里长城馈赠给我们的珍贵历史遗产吗？这不也正是改革开放，实现四化，振兴中华所需要的精神吗？这些精神对于吸取国外的精华，又有什么相抵之处呢？
毫无疑问，骄傲自大，封闭保守，确实是我们民族的一种精神枷锁，应当坚决摒弃。然而《河殇》作者，不作历史的具体的分析，把万里长城作为封闭、怯弱的代表拽来问罪，实在是找错了“靶”。
既然长城的存在和“长城精神”有利于而不是有损于振兴中华，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赞颂和讴歌长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