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直觉与理性 [复制链接]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文学的直觉与理性
王浩洪
张扬文学的感性特质，是近些年来一些创作和理论批评颇感兴趣的工作。作为对过去的“政治文学”、“纯思辨文学”的反拨，这当然很有必要。但把文学的感性特点强调到不恰当的程度，也带来了靠直觉创作，排斥理性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的片面倾向，却不免令人忧虑。
直觉是最基本最简单的感性认识。朱光潜说：“直觉是认识的起点，就是感性认识的最低阶段，还只限于认识个别事物的形象，对这形象不下肯否的判断，这形象还是孤立的，还不与任何其它事物发生关系，所以还是没有意义的。”（《西方美学史》第632页）由于缺乏理性的观照和把握，文学本体中这种处于“感性认识的最低阶段”的直觉形象，往往缺乏思想内涵和情感因素。而缺乏思想内涵和情感因素的形象同时也缺乏美感价值。
在特定的条件下，直觉也有可能带上情感因素，创造出一些有美感的意象。然而，直觉形象具有“不与任何其它事物发生关系”的单一性，如果没有某种理性意识作为组织形象（意象）的逻辑经络，这些形象传达的认知就是孤立的、个别的、不完整的。虽然这些形象也有一定的美感功用，但那给予人的只是低层次的审美快感。作为美学意义上的文学接受，这是很不够的。当前有些“直觉文学”作品，在个别的意象上清晰完整或富有美感，但在整体上却是晦涩、颠倒、割裂、不完整的，形象（意象）如散落的珠贝，孤立零碎、杂乱无序，不能引起接受主体深层的审美愉悦，并且难有良好的阅读接受反应。由于主体在创作中力图排除理性思维去表现直觉，其结果，写出的只是生活的一些表层印象。如此大大削弱了文学表现和作用社会和人生的基本功能。个中潜伏的危机，发展下去，难免不使创作成为文字噱头。这些现象从反面向我们显示：理性是作品的支柱，文学的烛光。在创作中排斥理性只会导致文学的浅薄、衰微和步入歧途；扬起理性精神的旗帜，“从理性获得价值和光芒”，（布瓦罗《论诗艺》）是文学摆脱平庸浮浅达到崇高深刻的必由之路。
文学的理性意识与感性特点并不互相排斥，具有崇高理性精神的文学同时也能够是有鲜明感性形象的文学。反之亦然。因此，文学获得理性精神，并非要以失落其感性特质为代价，指出创作实践中理性的重要，也不意味着否认艺术直觉在创作中的地位，抑或是要标榜一种“理性文学”，更不是要文学走“政治附庸”的老路。议论这样一个题目，只是想说，在文学创作中，仅仅“写直觉”是非常不够的，文学的感性特点与理性精神应该而且可以有机地结合。中外历史上的文学佳构，人们公认的好作品，都是两者和谐统一的产物。把两者人为地对立起来，张扬前者贬抑后者或张扬后者贬抑前者，都失之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