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有严师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

吾有严师
梅绍静
记得参加一次诗会，一位少年英俊的诗人对我呼必称“师”，很一番雅谑。其实他不知道，我之亲师，是有研究的。
文革中，我“初出茅舍”，从山顶窑洞去到长安出版社，呼必称“老”，后边没有“师”，还给我惹出了麻烦。二十五岁的我，满脑子浑朴，以为像在乡里那么叫，不会有错。对公社干部，插队学生一律是以“老张”、“老王”来尊的。到了省城，这就成了我“目中无人”的“表现”。我可怜的谦虚，用了好久才明白，应该呼曰：“老师”。文革时期，摈弃了一切礼仪，那一次“重新发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其实，没有人比我更愿意在口中挂上“老师”这个称呼了，学校，我还没上够呢！要是没有文化大革命，我早在北大中文系上学了。称长为师，那不是我的乐趣吗？啊，我的“百草园”，未名湖！反正称长我者为师，起码叫我想起了已逝的一切，又心酸又陌生。但是还好，我终于又有人可教了。以后，我一改称呼，立刻得到“习”过礼仪的印象，那个姓“文”的编辑脸色好看起来。中断的教育在我的自学中以“呼”师又接续起来。是呵，我不自教，不自寻师傅，谁又会来帮我的忙呢？好在我“口而维，心而维”的并不仅仅是“老师”。我从这种社会上对“老师”的要求，看到我自己还有希望作学生，我的“呼”，也就发自内心，是感情的自然涌流了。我好像忘了把老师叫作“臭老九”的时候并未完全过去。
我在北大附中，不瞒你说，我们高一一班的老师，几乎人人各具特色。他们分别教我们数学、几何、化学、语文。我还是语文科代表。这几位老师深受学生喜爱，在他们上课时，总有笑声。教数学的王老师特逗，他教我们跟玩儿似的。他就那人，一脸笑容，像我这样数学极差的坏学生也叨他的光，好像使点劲也能成四分学生。我知道我要是在别的学校，准拿三分。他的俏皮话均以数学名词为内容。其新鲜，其耐听，为后来之师绝无仅有。化学老师人也很本份，一点也不张牙舞爪，扬风炸毛。他会画油画，学校举办画展时，他的油画就成了最吸引学生的作品。我记得他的画是：《大连海港》、《阴谋与爱情》。我最早看的画展就是在北大附中。他很爱学生，做实验的时候，他总是嘱咐大家，注意安全。碘燃烧出蓝色的火苗，手绢上的酒精着完了，手绢依然是那么白。几何老师鼻上架一副眼镜，文质彬彬，走起路来腿往前送，“α”、阿尔发，我们都管他叫“阿尔发”。脸特爱红，那可真不像严师。严师应该是一些严肃、不幽默、心地不柔和的人。语文老师有独特姿态，也戴眼镜，还是黑边，脸本来就黑，同学都说是抽烟抽的。“对潇潇暮雨洒江天”，“凄凄惨惨戚戚”，山东口音，真像李清照的口音。手一伸出来，大伙不看别的，只盯着那右手的中指看，黄黄的，黑黑的，不知道有几许愁肠被烟燃光了。
他们讲课都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滋味，深深地印入学生的脑子里。这是为什么？让我的读者去寻求答案吧。原以为考上北大附中，就会数理化不及格，没想到这几位老师淡化了数理化的涩味。二年级过去，全部高中课已经上完。我几乎有可能获得优良奖章，除了最后一学期的物理拉了分。严师并不都横眉立目，他们的一句玩笑话也会让我们定睛倾听。现在我真惊奇，他们已经很轻松地带着我走完了少年最曲折蜿蜒的路程。
真正姓严的老师并不多，且都是自寻去的。十年后恢复高考，我上的那个大学中文系，教写作的老师姓“阎”，他上课时，我刚刚结婚，28岁，老师很体谅我们班上的老学生，他后来还为我刻了一颗篆章。那块石头到现在我还保存着，成为我唯一的印章。倒是“我的他”给我在外边刻的正式章子被我不经意地乱放，不知放哪儿去了。在我特殊的经历里，老师，代表着一切。老师的声音清亮又透彻，他把天籁、人籁集中起来，我们的耳朵从他那开始识别一切生命之音。就是今天，看见我的班主任两鬓斑斑，我心就别是一番感慨。我愿我的老师长长地活下去，在每一次校庆时，都让天上的鸟飞回，在母校的大树上织成一片壮丽的和声。
给我编辑《她就是那个梅》的老师姓严，他也是一脸的忠厚，甚为不严似的。我去亲近老师时间是多么少，可以说，数得过来。口拙的人没法改变他自己，但我知道老师体会我的感情。他们很平淡地活着，对于我的关怀仿佛认为是“天经地义”。严师均为老老实实的人，自自然然地帮助那些他们认为应该帮助的人。我之所以有师，亦师之所以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