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平暴后的一些思想问题——袁木答青年朋友问 [复制链接]

第2版(国内新闻)
专栏：

如何看待平暴后的一些思想问题
——袁木答青年朋友问
本报讯　《中国青年》杂志第九期刊登了国务院发言人袁木答青年朋友问，回答了一些青年朋友提出的思想上的一些问题，全文如下：
问：我们反对腐败，反对官倒，去游行示威，是出于爱国，推进民主，为什么不能说是爱国民主运动，反而是动乱呢？
答：我们完全能够理解年轻人的心情。就前个时期参加游行、示威、静坐、绝食等活动的绝大多数青年学生来说，他们怀着满腔热情，要求促进民主，深化改革，反对贪污，惩治腐败，主观愿望是好的。对于这一点，我想，党和政府过去是这样认为的，现在还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当着由学潮演变为动乱，由动乱发展成为反革命暴乱的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的时候，至今还有一些青年朋友这样认识问题和提出问题，在思想上、感情上还转不过弯来，这就不能不令人深切地感到：通过事实，动员和组织年轻朋友们进行自我教育，深刻反思，总结经验教训，这个任务的确还是繁重的。
我与你们相比，当然有许多不足之处，但也可能有一点优势，这就是对我国历史和现状的了解会比你们多一些。记得4月29日我们受国务院委托第一次与青年学生对话之前，曾经研究了许多材料，找了一些大学生谈话，作了充分的准备。当时，我们就感到事情的确很不简单。大量的事实证明，这场风波从一开始，就有极少数人利用学潮，制造事端，扩大事态，想从中达到他们在社会安定的条件下不可能达到的目的。这极少数人中，多是躲在背后出谋划策的“长胡子”的人，即那些长期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和搞政治阴谋的人，也有一些在前台指挥的有种种不同野心的学生头头。我们在对话中曾经一再提醒同学们警惕这种情况，并且诚恳地告诉同学们自觉地同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划清界限，而划清界限的最好方法，就是立即停止违法的游行示威，迅速回校复课，有问题通过正常的民主和法制轨道来解决。我们的提醒和告诫，可能引起了一些人的警觉，但当时很多人甚至大多数人并不以为然。今天，事情的发展已经提供了充分的材料。我建议大家平心静气地、全面地看一看有关材料，相信你们在获得正确的、全面的信息以后，是会逐步转变观点的。无论如何，千万不要报纸不读，电视不看，只凭感情用事。这对国家对自己都没有好处。在这里，别的我就不多说了，只提出两个观点，供你们反思时参考。
第一，一个历史事件的性质，不是由参加者的主观愿望来决定的，而是由事件的政治纲领，它的客观发展进程，它的作用和它的结果来决定的。当年的“大跃进”，你们能说广大参加者的愿望不好吗？不能。想以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发展我们的经济，超英赶美，好得很嘛！但是，历史的实践证明，客观效果并不好，它违反了客观规律，“大跃进”导致了“大跃退”，使国民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再说文化大革命，广大群众当年参加运动的动机是什么？最后运动的性质和他们的动机是否一致？恐怕不一致吧！十年文革成为十年“动乱”，难道不是领导者错误发动，以错误的理论为指导，再加上反革命集团加以利用的结果吗！
第二，大多数人的良好愿望被极少数用心险恶的人引入歧途不是不可能的。这在中外历史上，都不乏其例。德国人民历来是以理性著称的，但他们的爱国热情当年照样曾经为希特勒所利用，为法西斯主义所利用，以致酿成了世界范围的悲剧。这次的事件从不同的方面重演了历史的悲剧：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被极少数人利用，引发了动乱和暴乱。大多数青年学生，并没有能够使事情按照他们的良好愿望发展，而是自觉不自觉地使事情发展到了他们愿望的反面。
从根本上说，要正确认识这场风波，需要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需要确立忠诚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人生观，需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遗憾或者说可惜的是，这些年来，对青年人进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政治立场的教育太少了，这也可以说是我们应该吸取的一条重要的经验教训吧！
问：极少数人能操纵那么多大学生参加学潮，进而挑起动乱和暴乱，这说明了什么？
答：这个问题提得好。在平息暴乱以后，我们要冷静地回顾过去，思考未来，总结经验教训，避免酿成新的动乱，就要认真地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在5月3日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我曾经说过：“极少数人能够挑起动乱，的确存在着深刻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思想的原因，情况是复杂的。”我现在还是这个看法。
应该看到，在过去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国家的面貌发生了举世公认的深刻变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成绩，但工作中也的确存在着不少的缺点和失误。比如：经济过热，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通货膨胀；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新秩序尚未建立健全，产生了某些官倒和社会分配不公问题；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被淡化了，削弱了；在一些党员和干部中滋生了腐败现象；等等。这些缺点和失误引起了群众的普遍不满。但是，群众中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程度不等的不满情绪，而从根本上说，人民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这是中国最基本的客观事实。与此相反，极少数反革命阴谋分子制造动乱乃至暴乱的目的，就是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阴谋目的，往往把真实的企图掩盖起来，而把作为“陪衬”的反官倒、反腐败等口号叫得震天价响，这就在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中起到了很大的欺骗作用。在这次动乱乃至暴乱中，有那么多的人被卷入，许多人甚至明明已被坏人利用而长期不能觉悟，这不能不说是一条重要的原因。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这次从动乱到暴乱，自始至终都有国外敌对势力的插手。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亡我之心不死，对我展开了猖狂的联合进攻。他们为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策动我国社会主义的和平演变，利用我们实行改革开放的机会，处心积虑，不惜工本，进行了长期的思想、政治渗透。国内极少数长期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奴颜婢膝，卖国求荣，同这种国际气候相适应，内外联手，相互勾结，进行了长期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学潮一开始，极少数人精心策划，先后成立了“高自联”、“工自联”等非法组织。他们利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失误，利用人民中产生的某些不满情绪，利用我们在经济上遇到的暂时困难，再加上党内个别领导人的包庇和支持，制造谣言，煽动群众，蛊惑人心，终于越闹越大，越闹越凶，使局势发展到了益发难以收拾的地步。
痛定思痛，要避免今后再次发生类似风波，党和政府与青年朋友们都要付出艰苦的努力。概括起来说，我认为至少有这样几点教训是我们长期应该吸取的：一、在总的世界形势由紧张趋于缓和的条件下，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实行和平演变的根本战略并没有改变，对此我们决不能丧失警惕；二、在国内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已经消灭的条件下，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仍然存在，有时还会很激烈，这次动乱和暴乱就是阶级斗争激化的集中表现。对此，我们也不能忘记；三、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两者要相互结合，长期不懈地、始终一贯地加以坚持，决不能一手软一手硬，决不能有所偏废；四、党的核心领导作用一定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一定要加强；五、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要继续加强，而且一定要把两者很好地统一起来。总之，一方面要端正我们的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长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决维护安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一方面要大大改进我们的工作，消除腐败，清除官倒，解决好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健康发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长期奋斗。
问：学生绝食是自愿的，怎么能成为少数人的“人质”呢？
答：据我所知，学生参加绝食的情况并不都是一样的。从形式上看，某些同学参加绝食是“自愿”的，但实际上他们是在思想上受到了某些坏人的利用和受到了某些谣言蛊惑的结果；有些同学参加绝食，是在当时的环境、当时的气氛下，在错误舆论导向的影响下，觉得不去不好才硬着头皮去参加的；还有一些参加绝食同学，一开始是情愿的，中途后悔了，但又受到所谓种种错误“声援”的迷惑，被逼向绝路，欲罢而不能。当然，在绝食学生看来，如果说有人直接强迫他们绝食，说他们已被别人利用来作为“人质”，他们是难以接受的。对这一点，当然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从动乱组织者和策划者的丑恶行径来看，问题就是非常清楚的了。“高自联”的头头王丹就曾经直截了当地说过：“选在5月13日开始绝食，正好可以借戈尔巴乔夫访华压他们。”他在这里所说的“他们”，指的就是我们的党，就是我们的人民政府。非法学生组织的头头们策动同学们绝食，目的就是以党为敌，以人民政府为敌，以对敌斗争的手段，以同学们的生命作赌注，甚至不惜损害党和国家的国际声誉，以此来要挟党和政府接受他们挑起动乱的政治条件。这种情形，当时已经暴露无遗，难道现在还能不认识清楚吗？在绝食开始后，他们曾经利用各种机会制造种种谣言，煽动群众，大造舆论，妄图迫使党和政府就范。他们置绝食学生的生命安危于度外，为了取得国际组织的所谓干预，竟然将我红十字会的救护人员赶出天安门广场。他们还曾经组织起所谓“纠察队”，设立“纠察线”，在绝食学生周围巡逻放哨，严禁任何绝食学生甚至生命已经垂危的学生退出绝食。所有这些，除了证明他们是把绝食学生当成“人质”，以死相逼，以同学们的生命来要挟党和政府以外，再也不能得出别的解释了。
问：假如党和政府领导人早一点与学生对话，是否不会导致后来这样的恶果？
答：这个问题，早就由事实作出了回答。党和政府为了平息学潮，制止动乱，曾经作了大量的工作，付出了艰苦的努力，长期采取了极其宽容、极其克制的态度。我们所做的工作，我们所采取的宽容、克制态度，可以说是仁至义尽，达到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难以做到、难以采取的程度。关于这一点，相当一个时期的国际舆论也是这样评价的。在学潮到动乱的发展过程中，李鹏同志等国家的许多领导人曾经同学生进行过多次对话，我本人和其他许多部门负责同志也曾经多次参加过同学生的对话。甚至直到暴乱发生的前夕，我们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的信访局都还与“高自联”保持着联系渠道。但是，事情仍然一步步地发展到了暴乱。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这场风波，是国际大气候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相结合的结果，是必然要来的，迟早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这里再给青年朋友们指出两点事实。
首先，“高自联”头头们是从来没有对话诚意的，大量的事实情况表明了这一点。4月18日那一天，王丹等人首次要求同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对话，后来他们又表示人大常委委员出来对话也可以。而当全国人大办公厅同意了他们的要求之后，他们又提出不对话了，转而要求人大代表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当众接受他们的请愿书，并且说只要接了请愿书就什么事也没有了。但是，结果怎样呢？结果是接了他们的请愿书才3个小时，马上就发生了2000多人冲击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新华门的事件。5月13日的情况也是这样。党中央、国务院和人大办公厅的信访局在上午接受了“高自联”一些头头提出的对话要求，并通知他们决定于15日同学生对话。“高自联”的头头一方面表示同意，一方面又指责政府没有对话诚意，在接到对话通知后的几个小时就发表了早就准备好的“绝食宣言”，开始了绝食。这些都充分表明，“高自联”的头头并不是要真正的对话，他们只不过是以要求对话为由头，以此来不断地扩大事态而已。
第二，“高自联”的头头为对话提出的先决条件和要求，注定了对话不会有什么结果，更不可能解决什么问题。他们在5月2日递交的请愿书就明确提出，政府与学生对话，要把合法的学生组织排除在外，只能与他们的代表对话，并且必须有党中央常委以上、国务院副总理以上、人大副委员长以上的领导人参加，每次对话还必须由双方轮流指定时间、地点，直接进行现场电视转播，出具联合公告，由双方共同签字。这哪里是什么下情上达、上情下达、沟通情况、增进理解、平等协商的“对话”，完全是一副要同党和政府进行政治谈判的架式。当时就有许多同志指出，非法学生组织向党和政府提出的所谓“对话”实际是谈判的条件，甚至比战胜国向战败国提出的条件还要苛刻。其目的就是要强迫政府不仅承认他们才是唯一合法的学生组织，而且承认他们是同政府平起平坐的政治力量。这显然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如果接受了，他们就一定会在中国进一步公开组织反对派，组织反对党，要求实行多党轮流执政。那样的话，事态就不仅不能平息，而且肯定将进一步扩大，那就真正的国无宁日，民无宁日了。
问：戒严部队不进城，是否不会发展成暴乱？
答：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这次动乱和暴乱的发生，是国际上的敌对势力长期对我国进行渗透和颠覆活动，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长期泛滥，我们党内一些人甚至个别领导人同情和支持自由化思潮，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一贯不得力的必然结果。极少数反革命阴谋分子妄想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我们的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这是他们策动动乱乃至暴乱的目的。不达目的，他们是决不会善罢甘休的。解放军不进城，他们就会长期占据全国人民的政治中心天安门广场，没完没了地制造事端，不断地把动乱扩大到全国，直至阴谋推翻我们经过合法选举产生的人民政府。他们要挟学生坚持绝食、静坐，一会儿在天安门广场树立所谓“自由女神”像，一会儿又搞知识界的所谓有限绝食。他们还拼凑北京的和各地流窜来的极少数地痞流氓，组织所谓的“义勇军”、“敢死队”、“飞虎队”等等，妄图用暴力推翻人民政府，组织他们的所谓新政府，疯狂镇压忠诚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广大干部和群众。一起偶然的车祸，他们也要用来制造谣言，蛊惑群众，妄想组织所谓的“抬棺大游行”，燃起暴乱之火。如果不是早就实行了北京部分地区的戒严，形成了解放军大兵压境的威慑力量，恐怕反革命暴乱早就由冲击新华门等事件演变为现实了。事实证明，只有人民解放军一举粉碎了北京的反革命暴乱，全国的局势才稳定下来，各地也才没有出现新的骚乱。有些青年朋友还提出，如果北京不动用解放军，绝对避免流血，也像上海、天津那样依靠广大工人等各界群众组织起制止动乱、维护秩序的社会力量，这样做是不是比动用解放军更好一些呢？应该说，这样的愿望是善良的，但也是完全脱离当时实际情况的天真的幻想。如果北京部分地区不戒严，解放军不进城，不采取断然措施，北京的动乱乃至反革命暴乱根本平息不了，全国局势无法迅速稳定，上海、天津等地采取的措施也难以奏效，这才是真正的实际情况和事件发展的必然逻辑。
问：政府曾表示过对学生不秋后算帐，现在为什么又抓学生？
答：平息反革命暴乱以后，对那些在幕前幕后煽动、策划和指挥动乱的人，对那些违反宪法、法律勾结国外反华势力蓄谋打倒共产党、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人，对那些肆意打砸抢烧杀、严重触犯刑律的人，其中也包括极少数犯有种种罪行的非法学生组织的头头，我们的确抓了一批。这是彻底平息暴乱，稳定全国局势，巩固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需要，是捍卫人民根本利益的需要，是非这样做不可的。对于这些人，我们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进行审理和处置。这同所谓的“抓学生”，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也就是说，“抓学生”这个概念是根本不存在的。
至于对那些参加过游行、示威、静坐、绝食的学生，甚至对有过过激的和错误言行的学生，党和政府曾经多次讲过，我们的政策是宽容的，是不会追究的。当然，同学们也应该通过自觉的学习，进行深刻的反思，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对于同学们在学潮乃至动乱中的许多违反法制的做法，我们是不赞成的，有时候为了维护大局我们也是不得不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加以制止的。但是我们也知道，他们所犯的错误，除了他们自身的原因以外，也是同我们忽视了对青年的教育和其它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分不开的。我们今后应该做的事情，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和广大同学们一道，共同努力，提高认识，进一步解决好前进中存在的问题，把我们的改革开放和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问：伟大的“四五”运动，当年也曾被定为反革命活动，这次事件以后是否也可能要平反？
答：1976年的“四五”运动，同这次动乱乃至暴乱是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的。“四五”运动的性质是反对“四人帮”及其极左路线，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这次风波反对的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反对的是四项基本原则，搞的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妄想建立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完全附庸于西方大国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四五”运动的结果为粉碎“四人帮”及其以后我国的改革和发展创造了条件，推动了历史的进步，这次风波却造成了流血事件，带来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巨大损失，阻碍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因此，“四五”运动作为爱国运动很快得到平反，而这次风波绝对不可能平反，也就是说任何妄想“翻案”的企图都是不可能得逞的。除非中国共产党真的被打倒，除非社会主义制度真的在中国被颠覆，极少数反革命之心不死的人才有可能实现他们妄想“翻案”的阴谋目的。我想，这对于全体共产党员和全中国人民来说，都是绝对不会答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