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邓大姐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

我们的邓大姐
李津勋
1946年1月，中国的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在重庆召开。
1945年12月28日，我接到通知。
下班后，我沿着重庆民生路《新华日报》门市部附近下坡，来到张家花园参加中国妇女联谊会举行的同乐晚会，欢迎出席政协会议的唯一女代表邓颖超。
我们大家在挂有油画肖像、灯光柔和的大客厅里，围成一个大圈圈。邓大姐来了，她身穿一套延安出产的青灰呢子服。她面孔和蔼，一双眼睛流露出特别温暖的光，向我们每一个姐妹伸出诚恳的手紧紧一握，缓缓地走了一圈。我们轻轻地拍着手，大家都笑盈盈地分外欢乐。
邓大姐介绍延安及解放区妇女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情况。并发表了关于召开政协会议的经过及这个会议的性质的讲演。荣高棠扮演《兄妹开荒》的男角，一条雪白的面巾扎在他的额头。这种活泼、风趣的陕北秧歌，我还是第一次欣赏。不用舞台，生气勃勃的解放区大生产形象再现在我们面前。姐妹们纷纷演唱一支一支的民歌。这次晚会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1946年1月9日，我们中国妇女联谊会在中苏文化协会招待出席政协的各方面代表。
数十位代表先后发言。邓颖超大姐也站起来讲话，她说：我们中国妇女是要管国事做主人的，无论哪一党哪一派要想实现民主政治的话，就必须注意多数受压迫的妇女，也只有广大的被压迫的妇女站起来了，真正的民主国家才能实现。如果妇女没有能站起来，我们的任务就没有完成。我愿把大家的意见反映到政协会议中去，因为这是代表着人民的意见。她勉励妇女姐妹们团结起来共同为争取妇女的权利和建设一个民主的国家而坚持奋斗。
邓大姐鼓舞了我，我克服了内心的羞涩，突然站起来讲话。我说自己是相国寺陆军医院的一个护士。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表现在陆军医院就是为欢迎英国蒙巴顿夫人，不惜花费几十万元；而病人急需做热敷治疗却没有一只热水器；产妇来门诊已经胎露头，即将分娩，婴儿马上要呱呱堕地了，住院处却坚持说没有床位，叫她渡江去找别的医院。生孩子是见不得人的事，住院处冷冰冰，根本不考虑妇女、儿童的生命，这还算什么医院呢？妇女！我亲眼目睹中国妇女遭受
的苦难深重，我不禁痛哭失
声。郭沫若、李德全全是有丰
富经验的人，邓大姐也一样，
他们都同情人民的遭遇，也扑
簌簌地涕泪滂沱。
郭沫若说：这位大姐说的
是人民生活疾苦，我们要召开
的政治协商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才能逐步解除人民的痛苦。
会上，延安来的记者徐克立自我介绍向我采访，第二天还登上《新华日报》。这是在邓大姐的影响下，中国的一个护士初次在会议上大声疾呼议论国家大事。
3月8日，重庆各界妇女五千多人在川东师范广场举行
“三八”妇女节大会，各界妇女代表纷纷登场讲话。
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邓大姐，她号召说：全国妇女团结起来，不怕困难，不怕曲折，一定要把和平、民主、团结、统一、富强的新中国建设成功。
大会通过了团结全国妇女建设民主新中国的宣言。
从那时起，我心中暗自下了决心。我想：邓大姐呵，邓大姐，我一定要跟随你的脚步为迎接中国和平民主新局面的到来而努力。
抗日战争胜利没有给国家人民带来和平生活。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扶持纵容下，妄图独吞胜利果实，发动内战。当时我应聘到徐州津浦铁路医院担任护士长。离开了中国妇女联谊会组织，一如断线的风筝。我忧心如焚，急于到上海去找中共代表团。我到梅园新村17号，碰巧遇见了中国妇女联谊会的罗静芳，她正要动身去上海，马上把我介绍给曾宪植大姐。我和曾大姐谈了心，了解“下关惨案”和国民党挑动内战的法西斯暴行。中国的时局已进入表面谈判、实际大打的阶段了。
当时，我穿一件阴丹士林布短袖旗袍，拎了一只绿色的网口袋，急忙要赶火车回徐州。在会议室东边门口，我碰到了邓大姐，真像见了亲姐姐一样，我向她说已经和曾大姐谈过话了。我们握着手，她很不放心，看着我；她注意地看着我的眼睛，就仿佛往我心里灌输一种使我振奋的力量。她轻轻地嘱咐我说：“门口的三轮车可不能坐呀！这周围都是国民党特务在监视。”我万分感激地说：“知道了”。就匆匆离开了梅园新村。
11月19日，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我成为第三野战军的一名医务教育者，培养卫生员、药剂员和医助。全国解放后，部队又培养我成为一名编辑。
1950年4月8日，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我时时记住邓大姐的一句话：“只有被压迫的妇女站起来，真正的民主国家才能实现。”我永远要以我们的邓大姐为师，以她这种精神继续为国家和人民而努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