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梦”的追寻与失落——话剧《野草》观后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剧谭

“城市梦”的追寻与失落
——话剧《野草》观后
包临轩
齐齐哈尔话剧团创作并演出的话剧《野草》，以其直面生活、揭示人生命运的写实主义风格，给黑龙江“天鹅之声”艺术节带来了一股冲击力。
故事以改革年代的商品经济社会为背景，表现了从穷乡僻壤来黑龙江“闯关东”的盲流，特别是他们的代表、剧中主人公老四坎坷的人生道路及其起伏跌宕的心路历程，让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中国青年农民在走向城市化、迎接现代文明过程中的曲折、艰难与代价：要么被城市文明所同化、消解；要么继续被城市拒之门外，重新回到昔日的土地。这是一个饱含痛苦、迷惘、辛酸的选择与被选择的过程。
老四是盲流中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似乎是一个强者，在工钱被无端克扣，投诉无门的情况下，老四单枪匹马，铤而走险，用一把菜刀劫回了大伙的钱。他本可以用这笔钱赎回青梅竹马的恋人二芹，但是为了一块出来的兄弟乡亲，他放弃了这个能成全自己爱情、幸福的机会，用这笔钱给大伙在城市找到了生路。他以自己的果敢、仗义、宽宏和机敏，取代了原来那个蛮横、自私的七叔，成为盲流们的主心骨，并逐步使自己成为一个名声大噪的“农民企业家”。然而，这强者似乎又不堪一击，因为他后来的“成就”是仰仗与跛脚的“城市姑娘”的婚姻。为了使自己成为一个“城里人”，他不惜牺牲自己的爱情，但最终，他还是因靠山倒台而被人作为牺牲品送上了被告席，做一个城里人的梦还是被无情地粉碎了。人们发现，老四在发迹、走红的过程中，他的灵魂世界的贫瘠状态并无多大改变，他始终没有形成独立的人格意识，物质上的丰盈至多满足了他的虚荣心，而并未改变他的精神面貌。
剧作不是对老四这一艺术形象作简单的道德评价。实际上，老四的象征性在于，他表面上具有行动的自觉和主动性，而实质上，巨大的历史惯性无时无刻不在操纵他、玩弄他，骨子里，他是被动和消极的。作为一个乡村青年，一个颠沛流离的盲流，老四的“成为城里人”的梦是顺理成章、无可指责的，问题在于老四身上确实有许多阿Q式的天性：玩女人、摆阔气，一副暴发户的“派头”。他虽然走进了城市，但在整个观念、气质、行为方式上，依然与现代文明相去甚远，他的悲剧不在于他失去了二芹，找错了老婆，而在于他孤注一掷的投机心理和对市民化社会的膜拜与追随。当然，老四个性中的先天不足，是源于社会文化环境的复杂，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老四的悲剧性命运，能够激发人们对改革艰难性的进一步体认。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作品，《野草》在对人物个性、性格和心理的刻画上，在舞台呈现上，都是比较成功的。老四对二芹欲爱不能、欲罢不忍的复杂心态，很有层次性和立体感；二芹对老四的那种刻骨铭心、澄澈透明的爱情和她刚烈、自尊的性格的矛盾与冲突，她在自己好强的个性与对老四的纯真爱情之间苦苦挣扎，也在剧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故事结尾处，老四走向法庭，而二芹和追随老四的弟兄们有如失去头雁的一群哀鸿，竟离开了他们曾为之洒落那么多眼泪那么多血汗的城市，返回故土。他们最初是野草，最后注定又要还原为野草吗？“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个盲流的城市梦升起又破灭了。然而，也许正是因为这无数生生灭灭，死去而又顽强地复活的“城市梦”，才使我们的社会一步一步地从古典走向现代，从蒙昧走向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