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人的本色——访曾志同志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共产党人的本色
——访曾志同志
秦天祥
最近，因工作上的缘故，我访问了曾志同志。
曾妈妈今年78岁，身材瘦小，面容清癯。战斗的烈火、岁月的风刀无情地在这位老人的额上留下深深的印记。她亲切而慈祥，像一位普普通通的老祖母一样。但她目光炯炯，眉宇间时时露出久经考验的坚毅。这位早年投身革命，1926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井冈山革命斗争，解放后长期做党的组织工作，曾经担任过许多高级领导职务的老战士，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时刻关心着党风的根本好转。怎样在新形势下，继续发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也是她经常考虑的课题。
我是不速之客，心中不免惴惴，生怕老人不快。曾妈妈却不介意。当时，她家刚吃过晚餐，油漆斑驳的桌上，摆着很简单的两菜一汤。曾妈妈放下碗筷，热情地接待了我。她说得很轻、很慢，像拉家常一样随便而自然。我刚来时的拘束感无影无踪了。
我环顾四周。这是一套平常的住宅。客厅和住房的陈设异常简朴，没有一件时髦的家具。陈旧的沙发上，沙发巾已经被洗得褪了颜色，并有两三个显然很难补缀的窟窿。墙上，除战士话剧团送的一幅陶铸油画像外，四壁皆空，没有任何装饰。一台普通的彩电，比起眼下时兴的大屏幕方角遥控彩电来，显得有些寒碜。冰箱是最近才添置的国产货。白兰牌单缸洗衣机早已破损，被搁在墙角。曾妈妈穿着一件深色的旧外套，蓝底白点的衬衣领子翻在外面——看样子，至少穿了10年。她偶尔抬一下手臂，手腕上露出一块面上已经发黄的天津产旧表。我心头一热，想起听人讲过的一件事：几年前，李大维同志第一次因公来到曾妈妈家，正赶上她家吃晚饭，主菜仅是一道汤。曾妈妈请客人入座，一起喝汤，并赶紧铺上塑料桌布——那桌布因过于老化，中间早已破损，皱皱巴巴、怎么也铺不平整。李大维被深深感动了，说：“共产党的官与国民党的官就是不一样啊！”
我又问起这块桌布。曾妈妈说：“后来，我把它从中间剪开，把边上的对到中间，缝补一下，挺好的，又用了好几年。”
说话间，曾妈妈拿出几串葡萄，请小保姆拿去洗洗。她自豪地告诉我：“这是我自己种的，请你尝尝。”
当晚，曾妈妈的女儿陶斯亮同志也在家。我问起曾妈妈的健康，斯亮说：“别看她七老八十、瘦骨嶙峋的，还常常自己跑到菜场去买菜，菜场又远，来回要走个把小时呢！”我一惊：“家里不是有保姆吗？”曾妈妈说：“自己跑跑好处多：可以锻炼身体，又可以了解社情，天天置身于群众中，心里感到踏实。”斯亮笑了：“好处是多，可是苦了我们了。妈妈去买菜，鱼呀、肉呀，常常舍不得买。
从来不买时令菜——除非有客人来。妈也不许我们花钱添菜。我的两个孩子长得细条条的，他们抱怨说，都是给姥姥饿瘦的。姥姥却说：这不挺好吗？不就缺点鱼呀、肉呀什么的，哪顿饭饿着你们了？夏天，西瓜不降到2角钱1斤，我们是不买的。有一回，我孩子看到西瓜降到4角1斤了，就买个来尝尝新鲜，姥姥却批评孩子太奢侈，真的生了气，坚决不吃，以示‘抗议’。妈妈常说：‘奢侈就是腐败。我是在奢侈中长大的，我讨厌奢侈。’不过，假如你以为我妈天生小气，那可就错了。妈妈对别人从来都是很慷慨的。比如，她寄钱给从前下放时的房东，请他们来北京玩，妈妈管吃管住，临走还送给盘缠；从前那位小保姆因为家有病人必须回去，妈妈送了她200元；我爸爸家乡有位后生考上了大学，虽然素不相识，妈妈听了很高兴，马上寄去300元以资鼓励。熟知我们的人都知道，妈妈对人是很大方的。”
我问：“曾妈妈是否还担任什么职务？”曾妈妈坦然地说：“早就退了，我是彻底地退。”斯亮说：“‘彻底’什么呀，这里妇联开个会，那儿少先队员举行什么活动，妈妈热心着呢！”曾妈妈说：“共产党员嘛，总要尽一点义务。用时新一点的话说，叫做发挥余热。”
我冷不丁提了一个也许很不应该提的问题：“听说，陶铸同志留下不少稿费……”斯亮说：“爸爸留下的稿费、公债连同后来组织上补发的抚恤金，妈妈和我一分都没有要，全部交公了。”我说：“其实，你们收入并不多，留下一点备用也好呵！”曾妈妈说：“我想，我们这样做，一定更符合陶铸同志的意愿。克己奉公、艰苦朴素，也是陶铸同志传下的家风。要说收入，我从1952年定级以来，工资一分也没有长，反而降过三次。有时，手头是感到紧一点，但，只要精打细算，日子还算过得去。人
民还不富裕，如果党的干部手头阔绰，能安心吗？”
说着说着，曾妈妈忽然想起请保姆洗的葡萄还没端来，笑笑说：“这孩子，一定到哪儿玩去了。”她起身到厨房去，自己把葡萄洗了，盛在一个盘子里端进来，并讲起了关于葡萄的故事：“我种的葡萄，去年有了收获，我真想尝尝，不料被这个院子里的保姆们‘共产’了，一串都没留。这些孩子！如果留给我一串，我就很满意了。”曾妈妈责备别人的时候，语气竟是如此温和，眼里洋溢着慈爱的光芒。斯亮也不禁笑了起来：“今年，大家很照顾老妈妈，留了好几串，否则，今天就可能没有你的份了。”曾妈妈一个劲地劝我吃，自己却一粒也不吃，眯起眼睛，欣赏着我吃得津津有味的神情，问道：“怎么样，这葡萄很甜很甜，一点都不酸吧？”见我点头，曾妈妈笑得可甜了。
话题一转，我建议老人到处走走，看看各地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她感慨地说：“想是这样想的。但是，不敢出门。我们这些人，一出门，地方政府和各级领导总是把我们安排得好好的，住得高级，吃得也好。越是这样，我越是心中不安。所以，我是尽量少走动。由于同样的原因，除了特殊情况，我一般不接受宴请。看到那种大吃大喝，我心里就难受。”老人沉思了一会，接着说：“对党内存在的一些腐败的现象，人民群众很气愤。其实，真正腐败的干部是极少数。对这种人，人民不满，我也看不惯。”我由衷地说：“共产党人都像您老这样就好了。”曾妈妈说：“你不知道，其实，像我这样的老同志很多都是这样的。就说我们这个大院吧，住了不少部长、省长一级的干部，绝大多数，还不是跟我家差不多，很普通很普通的。”
从曾妈妈的语气和眼神中，我完全相信这是事实。我曾同许多年轻人一样，对党风问题感到失望。这次访问，使我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收获：关于党风，充分乐观也许还为时过早，但悲观失望也是没有根据的。共产党人、尤其是老一代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决不会被少数腐败分子所淹没。
这次访问，我本没有写点什么东西的任务，但回家的路上，我忽然想：应该把我今晚的所见所闻写出来，让大家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