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周冠胡戴”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

两个“周冠胡戴”
舒芜
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市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5月初版，7月第二次印行）1935年9月3日条下节引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集导言》有云：
简单说来，我的中心理论只有两个：　（着重点是我加的。下同。——引用者）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活的文学”。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前一个理论是文字工具的革新，后一种是文学内容的革新。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切理论都可以包括在这个中心思想的里面。
如果有一位读者，对中国新文学史毫无所知，又单单看了这段话，不看下文，他会对胡适佩服至极，因为新文学的两条基本理论，全是他一人提出来的。
但如果另一位读者，他略知中国新文学史的常识，他单单看了这段话，就会对胡适大为不满：怎么居然攘周作人之功为己有呢？”“人的文学”的理论，明明是周作人提出来的，怎么变成胡适的“我的中心理论只有两个”之一呢？再看下去，胡适原来明确指出：
七年十二月里，《新青年》（五卷六号）发表周作人先生的《人的文学》，这是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胡适的意思是，文章虽是周作人写的，理论却是受之于他胡适的么？如果是这样的话，胡适更是信口开河，更成问题了。
我们找出《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来校一校，原来胡适并未说过“我的中心理论只有两个”，他说的是“我们的中心理论只有两个”，漏去一个“们”字，可就大差其远了。
胡适所谓“我们”，是指新文学运动的第一批代表人物们，他们关于新文学的理论，的确可以“活的文学”和“人的文学”两条概括之，胡适是以新文学运动的主将，统览全局的口气那样说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是一部资料性很强的书，照理应该力求所录材料精确可靠，使读者可以放心，无须一一再去检对原书，现在却弄出这样一字之差，千里之谬的校对错误来，便令读者很难放心了。
此书引录材料，还有非常荒唐的。例如，1918年9月，有一则云：
此时先生看了社会上一般孩子的现象，写了一篇感想（摘要引录了这篇感想）。我们一读，大吃一惊，原来所引录的竟是鲁迅的一篇名文，即是鲁迅第一次为《新青年》写的随感录，题为《随感录二十五》，发表时署名唐俟，后来收在《热风》里面。《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所摘录的，例如“中国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又如“因为我们中国所多的是孩子之父，所以以后是只要人之父”，这些都是早已脍灸人口的鲁迅名言，不知何以竟被当作胡适的作品，引录在胡适的年谱里面，真是可怪！至于引录的文字，又多与《热风》不同，显系出于不准确的抄写，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1989年8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