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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县原曲村的图书室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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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52-05-22
第3版()
专栏:

涉县原曲村的图书室
秦文祥 王家礼 高仁亭 杨福顺 秦现成 秦富奇
编者按:河北涉县原曲村图书室的方针基本上是正确的,做法也是比较具体的,因而获得了一定的成绩。各地农村图书馆应该学习和运用它的经验。涉县原曲村图书室的经验说明,农村图书室的设立,对于提高农民的政治、文化水平,推进各项工作,都有很大的帮助。因此,在可能的条件下,凡是有民校的村子都应该成立图书室,自然村可以联合组织巡回书库,以充实农村文化生活,更有效地推动增产节约运动。图书室是怎样建立起来的
去年二月,涉县五区原曲村由村干部秦俊山、民校教员申杰、青年团书记姚福亭发起,经全村干部研究,作出决定,在本村正街路东村公所建立了图书室。图书室内共有五百三十二本书,包括了自然、农业、文教卫生、时事政策等四类书籍。为便于群众阅读,分编为大众读物、百科小丛书、工人读物、工人通俗文库、儿童文库等四栏。为了发挥图书室的作用,配合民校的教学及中心工作,又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经干部讨论,决定由村文教主任担任主任,由民校教师中选出一人担任副主任。下设四股:编写股,负责编写黑板报和广播台的材料;通讯股,负责发动群众给黑板报投稿;管理股,负责图书的管理和登记等工作;宣传股,负责配合中心工作进行宣传;各股各推出股长一人,领导本股工作。图书室开放时间:农闲时是三、六、九日,农忙时是逢五逢十;如遇阴雨或节日,白天整日开放。
群众的借阅情况
图书室开放以后,年老的来看挂图,年小的看画报,民校的男女学员多来借书,人来人往,拥挤得很。据去年二月七日至二十一日半个月的统计:参观的每天约有二百多人,每日平均有十三个人借书。到了农忙时,人数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很多。从十月十日到二十九日的十九天内,借书的有四十九人,阅读的一百七十多人。当展览“幸福的孩子”的画片时,白天的参观人数达到了四百六十六人;到了黄昏,全村男女老少都来参观,人数就增加到一千二百六十四人。这样图书室成立了九个月,借书的就有七百三十五人(内有妇女八十二人),参观的有四千九百六十四人。根据我们的调查,只要图书适合群众需要,群众是很爱看的。如“农村应用文”借出过八次,“李自成故事”十三次,“梁山伯祝英台”五次,“王贵与李香香”二十八次,“看图识字”一百一十一次。
因为农民的文化程度低,阅读能力差,有的人需要我们给他提出读物的要点,有的人需要我们帮助他标上记号;我们便采取多种多样的办法帮助他们获得书本知识。如遇有图画,我们就负责讲解。在讲“美帝侵华史”的挂图时,六十多岁的邢治贤大伯说:“张牙舞爪的美国鬼子,在朝鲜打得怎么样了?”讲解员就指着朝鲜的地图,说明朝鲜的战争形势和中朝人民部队的胜利情况。接着他又说:“明白了。有了图书室可真方便,往后我得天天来!”
结合中心工作进行宣传
图书室如何宣传中心工作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贯彻执行了图书室为政治、经济服务的方针,因而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丰富了群众的生产知识。
在发动农民群众治棉蚜时,互助组的人都找治棉蚜的法子。图书室的姚相就把报纸上发表过的办法综合起来,讲给互助组的总组长姚玉昌听。姚玉昌听过以后,便召开全村互助组会议,介绍了治棉蚜的办法,然后分工在二十多亩棉花地里作了试验。不几天,棉花长好了。图书室的宣传股就很快地把这个消息广播出去,黑板报上也登出了消息,说“玉昌除治棉蚜的办法好”。这样全村群众立即展开了治棉蚜运动。
在订爱国公约时,某些农民缺乏信心,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怎样订爱国公约。图书室委员会主任就召开了全体图书室干部会议,共同学习了订“爱国公约”的文件,然后协同村人民政府研究了办法,按街分片地发动群众订立爱国公约。结果,有三百五十多户订立了爱国公约。第二次修订爱国公约时,图书室干部又协同村干部把全村不切合实际的爱国公约都作了修订。
在去年开展优抚工作时,我们在“八一”建军节前先开了准备会和优抚工作讨论会,然后组织民校教员和学员,利用街头饭市,向群众作了动员,这样群众性的优抚工作便开展起来了。军属感到很满意。例如军属秦永祥给他在前方的儿子写信说:“……烧柴有村上照顾,地有群众代耕,没有困难了。你在前线上要好好打仗,来回答村干部和群众对咱的照顾!”
图书室起了什么作用
总起来说,图书室所起的作用,首先是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科学知识。由于图书室干部加强了对借阅者的帮助,同时读者又肯认真学习,所以一般群众的文化程度有了显著的提高。例如三十多岁的吴有林,只要有时间,就到图书室里去看书。生产时,他带着书到田里,抽空学习,有不认得的字就记下来,在还书的时候问图书室的同志。这样,九个月的工夫,他就认识了一千多字。根据我们的了解,现在一般农民对农业生产的普通科学知识,如植物需要什么养分,害虫和庄稼的关系,为什么锄地勤、浇水多就能多打粮等问题,大体都已经懂得了。
其次,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认识。群众对于政治学习的要求,是很迫切的。每当他们听到国内外发生重要事件或人民政府发布指示时,都争先恐后地来借阅报纸和有关时事政策的小册子。一方面因为实际参加政治活动,一方面因为受到了报刊书籍的教育,群众都进步得很快。如秦立武过去认为村供销社是做买卖挣钱的地方;他看了“怎样办好供销社”一书以后,才明白供销社是“推销农产品,组织农民生产、合作互助”的生产领导机关。调解主任姚庆缘,过去处理婚姻纠纷很发愁。看过了有关婚姻法的书,他知道了男二十岁、女十八岁结婚,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健康;又懂得了男女离婚时对小孩以及财产问题的处理办法,等等。他说:“早先有事不敢管,现在有了底了。”王二汉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对镇压反革命的意义和政策都不很了解。当借读了一本“为什么镇压反革命”的小册子后,他说:“不镇压反革命可不行,该杀的就得杀,该逮捕的就得逮捕,该管制的就得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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