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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寄哀思——悼念舒群同志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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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89-09-21
第8版(副刊)
专栏:心香一瓣

遥寄哀思
——悼念舒群同志
古立高
在遥远的异国他乡,突然从8月4日《人民日报》上,读到舒群同志于8月2日去世的消息,虽然并不感到过分意外,但仍令人感到十分难过。怀念之情,日夜萦绕心头,只恨不能向他作最后一别。那么,就以这篇短文来寄托我的哀思吧!
舒群同志是有些怪脾气的人,沉郁寡言,不善交际,更不同流合污、趋炎附势。初见,可能给人难于接近的感觉。但相处久了就会感到,他心地善良,为人耿直、坦白,对同志热诚真挚,处理问题客观公道;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出生入死,坚贞不屈。不论处在怎样的逆境,他始终坚持原则,从不看风转舵、敷衍苟且。
我和舒群同志相识,是在1951年,他调来中国文联(后来的中国作协)任秘书长的时候。当时我任机关党支部书记。他来不久,“三反”、“五反”运动就开始了。我们一起搞“运动”,几个月中,日日夜夜(常常到深夜一两点钟)揉在一块,直到1952年春我赴朝访问离开。
他刚到中国文联时,穿一套宽裤腿的黄咔叽布制服,黑黑的方脸上,嵌着一双亮晶晶的黑眼睛,乍看,极像一个工农干部。他动作缓慢、沉郁,总像若有所思,在主楼的廊下走来走去。
舒群是老作家,革命老前辈,早在1932年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第三国际中国组工作。“九·一八”事变的第三天,他在哈尔滨参加了抗日义勇军;1935年他在上海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并以革命的优秀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而轰动上海文坛。可是,让人感到惊奇的是,他毫无“官”架子,“大”架子,“学阀”架子,和大家坐在一起讨论工作,总是首先听取大家的意见。即使对勤务员同志,他也总是以商量的口气说话:×××同志,请你干点什么什么好吗?当他听到勤务员同志家里有困难时,他便热情地拿出自己节约的积蓄让其接济家用,就像朋友一样。
舒群同志由于多年颠沛流离及监狱生活,损害了身体的健康。他那时患着很严重的胃病,每每工作、开会到深夜,他总是按着肚子坚持,一直到“三反”运动结束他才住院动手术。谁料祸不单行,大夫粗心大意,竟把一团纱布遗留在腹中。经过了多少痛苦才查清了原因,作了二次手术。从那以后,他的体质越来越差了。
“三反”、“五反”运动,对反、防贪污浪费、移风易俗起了很好的作用,但那时极左的作法已经冒头,不是实事求是,而是按比例订“打虎”指标,使不少同志受到委屈。舒群同志严于律己,几次向同志们公开检讨,痛心疾首,几次含着眼泪向受委屈的同志们赔礼道歉。多少年后提起来,他仍是心情沉重,感到内疚。
可是他的善心没有得到善报。从1955年开始,反胡风,尤其是反文艺界有名的“丁、陈”,他也被卷了进去。1950年开东北文艺工作会议时,他和其他几位与会同志发表过一些不同意见,而被批为“罗、舒、白”宗派小圈子;1955年将“材料”转来,升级为“反党小圈子”,后又升级进入大冤案“丁、陈反党集团”,1957年5月,“丁、陈反党集团”平了反,“罗、舒、白反党小圈子”也就不了而了啦。此时我才明白舒群为什么总是那么沉郁寡言、若有所思。而经过这些波折,他那沉郁的脸色是更加沉郁了。他怀着更加沉郁的心情又回了鞍钢。
谁能料到仅仅过了两个月,丁、陈竟被打成了“右派”,变成了阶级敌人!罗、舒、白也没有逃脱厄运,1958年罗、白也戴上“右派”帽子,舒群因为实在找不到什么借口,但大概是为了根除什么,也被打成“反党分子”,开除了党籍。
在这严酷的时刻,舒群同志没有丧失信心,深信真理终会胜利。他不抱怨,不发牢骚,只是压抑着沉郁的心情埋头工作。几年之间,他不仅写出了反映钢铁工人斗争的长篇《这一代人》,而且还发表了不少优秀的短篇。同时,他还进行古典文学研究,陆续写了200多万字的著作。他创作了30多万字的《毛泽东的故事》。不足十年光景,他竟写出了300多万字的作品!
“文化大革命”中,他和他的一家人备受摧残,他那300万字的作品,也被付之一炬!
可是年过花甲、衰弱多病的舒群,并没有弯腰倒下去,也没有停留在惋惜、伤痛里,白天挨斗,晚上一点点回忆,一笔笔重写,尤其是“四人帮”垮台以后,直到1979年平反这三年,他日以继夜、疯狂般地工作,竟把300万字的作品重新草写了出来!
1979年舒群同志来京平反,我们终于又会面了。他住在和平宾馆,我去看他。听说他身体极坏,半夜晕死在宾馆。我以为他一定非常狼狈、沮丧,心情更加沉郁。可是完全出乎我的意外,舒群同志像变了一个人,非常乐观、开朗。“文化大革命”的遭遇,他一言带过,却兴致勃勃,如数家珍,述说着他那重新草成的部部著作,充满着收获的喜悦。
在临告别人世的最后十年里(66—76岁),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他不仅十分虚弱,而且除了原来的疾病,又增添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病症:只能躺卧蹲坐,不能站起身子,只要站起,立时就会晕倒。1982年的一天清晨,他从楼梯上栽倒下来,死过去三个小时才为清洁工同志发现送医院急救。他连出屋散散步的自由也被剥夺了!苦矣哉!可是他没有丝毫的唉声叹气,而是更加奋力笔耕。他前后整理出了七八篇《毛泽东的故事》发表,尽力抢时间写反映现实斗争的作品。他如蚕吐丝般源源创作出一篇篇精美的作品,其中《少年Chen女》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为了抓紧不多的时间,他在门上贴了一个条子:“本人病重,遵医嘱谢绝会客”。他每天笔耕,从不中断(只要他能爬起来坐到桌前)。有时一天只写一二百字,最多不过五百字。他那些脍炙人口的作品,就是这样燕子垒窝似地一点一滴创作出来的。
我曾建议他先把那300万字的旧稿整理出来,他却说不急,要先写反映现实的东西,这更能收到社会效益。他好似毫未意识到他的年龄、他的疾病的严重性,俨然一个青壮年一般,似乎来日方长!
这几年,舒群同志有一个极大的变化,就是容易发脾气,发牢骚。这是他过去所没有的。他对社会上的种种消极现象,对官场的种种腐败现象,对知识界泛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现象极为不满,而又无能为力。他身体那么不好,却无时不在关怀着党的事业,关怀着国家的前途,关怀着文艺界的现状。他那颗火热的革命之心,始终在燃烧着他那渐渐熄灭的躯体!
舒群同志,安息吧!我们将继承你的遗志,不遗余力地奋力向前!
1989.8.16于丹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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