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群众对文艺工作的意见和希望 记本报和北京市总工会文教部联合举行的工人文艺座谈会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工人群众对文艺工作的意见和希望
记本报和北京市总工会文教部联合举行的工人文艺座谈会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的前几天，本报和北京市总工会文教部联合邀请北京市区和郊区二十七个工厂矿山的六十二个文艺活动积极分子和工会文教干部举行座谈。出席的人在参加这个会议以前，都普遍地征求了本单位工人的意见。在座谈会上，他们积极负责地、热情地反映了工人群众对文艺工作的意见和希望。在几十个人的发言里，大家都认为：几年来文艺作品在表现工人方面是做得很不够的；专业文艺团体和文艺工作者为工人服务也做得不够好，他们还提出应该提高对工人群众的“文艺待遇”。座谈会还讨论了文艺工作者下厂的问题、文艺的普及和提高等问题。
文艺要表现工人、面向工人
石景山发电厂赵瑞说：“记得在北京市文联成立时，彭真同志指示我们说：‘文艺要面向工农兵，特别是产业工人。’可是，直到今天，面向工人的创作太少了，面向工人的演出太少了。”许多同志说：“歌子还是‘我们工人有力量’！”“表现工人的电影还只有‘桥’、‘光芒万丈’是受欢迎的。”“反映工人生活的小说、戏剧，长的短的都很少见。”
工人同志都非常喜欢看连环画（小人书）。据一个矿的统计，他们一个月借出了八千本，平均每个月一个人要看好几本。但是这些画表现工人的太少了，而且那些表现工人的很多是歪曲工人形象的、粗糙的甚至是有害的。琉璃河水泥厂王朝臣说：
“许多画工人的画，根本不是工人像，看着没劲。有劲也是硬画出来的，不是工人心里头的劲。”五四六工厂郭茂林说：“我看见‘学文化’上有一幅画，工人的脚踏在车床上，这完全是捏造。我们工人是爱护机器的。”门头沟京西矿区工会干部佟屏亚反映说：“煤矿工人歌”一开始就是“别看我们黑，别看我们脏……”煤矿工人一唱就说：“你看，他一做歌就先看见我们的黑和脏了！”
京西矿区各厂工人都说，他们几乎始终没有看见过表现煤矿工人的作品。京西矿区工会干部马宁说：“作家们没有到矿区去看看，我们那里的反把头斗争、生产斗争是多么丰富动人哪！”城子煤矿李章说：“就说‘学文化’吧，我们天天瞧，天天瞧，就是没有我们的事。”
关于文艺演出和其他文艺活动面向工人的问题，大家提出了很多意见。像“龙须沟”、“长征”、“保尔·柯察金”、“打击侵略者”这些好戏，城内的工人很难买到票，城外的根本没办法看到。有时预定了每张三千元的票，剧院给的都是五千、七千的。工人向票房交涉，票房的人说：“我们有决定权。”这样就只好七千的也看。可是有时连出高价也还是买不到票，因为一个戏演出，常常被机关包场，一包就两个月，工人很难买到票。郊区的工人同志就是连好电影也很难得进城看一次。像“抗美援朝”这样的大家渴望着看见的影片，在城内放映两个月以后放映队才到了京西矿区。石景山发电厂赵瑞说：“我们厂里有一部电影机，但是到华北影片经理公司去租片子，好像是到烧饼铺里买烧饼一样，
一点也不照顾工人应当看什么片子。”他还说：“工人们都很爱看电影，不过，有些电影工人不容易看懂，也很少看到报纸、杂志刊载用通俗的笔法介绍影片的文章。”此外，他们认为电影租费对工厂来说还是太贵。
京西矿区工会干部佟屏亚和城子煤矿齐新民都说：京西矿区有两万工人，没有电影院，只有一个小戏院，常常一个钟头票就买完了。戏剧节目也就是“棒打薄情郎”、“李三娘打水”之类。那些说书馆更严重地宣传着封建的有害的一些东西。工人下了班看看白牡丹、海棠红的戏吧，看完了说：“真逗”，这是不能解决工人的文化生活问题的。京西煤矿马宁说，工人一方面每天受两小时的共产主义教育，一方面却被这些封建思想的戏所毒害。城内各厂的工人也认为：虽然评戏的内容经过了很大的改革而且演出了不少新戏，如“小二黑结婚”“小女婿”等，在宣传婚姻法上，起了不少作用。但不少演员的表演还是不健康的不严肃的。相声也是这样。北京电信局曹亚力说：“有些相声，光耍贫嘴，甚至比耍贫嘴还坏。”
工人们热烈欢迎专业文艺团体下厂演出。赵瑞说：“青年艺术剧院的同志到石景山发电厂演出过几次，工人同志常常让我捎话来，希望他们再去。”大家认为：专业文艺团体下厂演出还是太少了。特别是郊区，这种意见和要求是一致的。大家希望：专业文艺团体不要强调工厂演出条件不好就不愿意下厂演出了，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对工厂领导的意见
没有文艺活动时间，是很多厂的共同困难。石景山钢铁厂和发电厂几乎是没有一点文艺活动的时间。石景山钢铁厂徐东园对他们厂的领导干部不关心、不重视工人文艺活动提出意见：“去年工厂领导上每次花几百万元请李万春、徐东明、新凤霞去厂内演戏，但是，对厂内文艺活动反而关心很少。剧团排戏没地方，要到工人家里去。剧团搞了一年多文艺活动，是有成绩的，但没有得到一次表扬。”北京被服厂平瑞芬说：“我们厂里一年没搞文艺活动了。‘三反’运动中，领导方面忽然想起文艺活动有用处，就号召我们突击。领导上对文艺活动不撑腰，要的时候抓一把，不要的时候就一推不管了。”
领导重视是开展工人文艺活动的很重要的条件。琉璃河水泥厂的同志说：由于领导方面的重视，他们厂内的文艺活动有了新的开展。他们厂内的文艺活动已经普及到车间了，车间文艺小组在“三反”期间起了很好的作用。他们领导方面已经开始解决文艺活动的时间问题。文艺活动不是妨碍了生产，而是推动了生产的。
对文艺工作者下厂的要求
文艺干部下厂，就目前情况来说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是下厂体验生活——搞创作的，一是辅导文艺活动——帮助建立文艺组织、排戏、教歌、教舞等。大家一致认为：下厂的同志太少，时间太短了。北京市总工会文教部俱乐部工作科田耕说，据他们统计：一九五○年一年中下厂的文艺干部仅有六十五人（次），大部分是青年文艺工作者而且是短期的。工人同志们在这方面的意见是很多的，要求也是很多的。
琉璃河水泥厂和其他很多厂的同志都认为：现在工厂文艺活动的主要困难是创作的问题。文艺工作者没有为工人创作出更多的更好的作品来，也没有很好地帮助工人去创作。
许多下厂的同志，单纯搜集材料的观点是很严重的。电信局曹亚力说：
“有些同志下厂来搜集材料，工人同志们最初也很热心地替他们搜集材料。但是，材料背走了，也没音讯了，工人心里也凉了。如果谁是抱着单纯搜集材料的观点下厂来，当然不会写出作品或好作品来。”这些同志，尽管下厂了，但还是脱离群众，脱离生活的。个别同志还采取了很恶劣的态度。城子煤矿齐新民说：“我们那里有一位下厂同志来搜集材料，他不联系群众，只是抓住一两个积极分子。他写东西的时候就抓住一个人陪着他，问一句写一句。‘这叫什么？’告诉他了，然后再问。有时一直问到下一点。到底他写什么，别人也不知道。”清河制呢厂周宏才曾要求一个下厂同志多到车间去，多团结群众，这位同志竟这样说：“我来的任务是创作，和工人团结得再好，没有创作也不行！”这些同志不愿意为工人服务，把帮助工人创作当做负担。许多同志说：“他们见了工人送来稿子就皱眉”，说工人的创作“枯燥无味”。工人希望他帮助写快板、曲艺，他说“不内行”，而且竟有人向工人同志说：“搞创作可不容易，苏联有一位作家，一本书写了四十年！”
因为有些下厂同志不深入生活，不联系群众，对工人的理解就一定是错误的。琉璃河水泥厂王朝臣说：“有的下厂同志认为嘴里带脏字，学会了骂人，就可以联系工人了。这是对工人非常错误的看法。”宇文章说：“有一位青年同志下厂时，见了工人就说：‘工人太好了！’‘直爽’‘有优秀品质’等等，但是过了一两个月，这个同志的情绪就变了，嫌我们工人照顾他不够了。”清河制呢厂周宏才说：“有些人下厂光耍脾气，嫌舞台小，地方脏，甚至嫌饭不好。”他们说这样自己先和工人划了一道界线，怎么能和工人打成一片？
文艺工作者下厂的很少，时间短，而且没有尽力去帮助工人。因此，作家、艺术家和工人的结合是很不够的。人民印刷厂周铁生就说：“我们写的东西，想送到市文联去，但又怕他们大文学家不给看。”他说：“我们厂里有许多工人喜欢写东西，但从来没有得到作家的帮助。”
丰台地区铁路工会陈以福说：“我们希望作家们下厂来，不仅要体验生活、搜集材料，而且要帮助工人创作。”门头沟城子煤矿齐新民更热情地说：“作家同志说出我们的缺点来不要紧，我们就愿意知道错在那里。”许多同志提出：今后下厂同志应当把帮助工人创作当做自己的任务。
关于怎样帮助工人创作的问题，电信局曹亚力说：“发现那一个厂的文艺工作搞得有成绩了再下去，那是不对的。有时来了一大群，还得我们派专人招待，成为负担。”曹亚力和其他很多同志都认为：一方面正是因为工人创作上有困难，才要普遍地去帮助；另一方面，过去有许多群众的好东西并没有被发现，而是被埋没了。大多数同志认为：作家要在运动中去发现和培养工人作家，如果离开斗争生活，不接触工人的创作实践，企图在以后去集中和概括一个什么好作品那是不可能的。
在形式方面，许多同志都希望：专业团体多创作些短小精练的作品。城子煤矿齐新民说：“有些下厂同志看不起快板、曲艺这些小形式，一搞就是几幕几场的大戏。其实这并不符合工人的普遍要求。”人民印刷厂周铁生说：“文艺机关团体经常号召创作小戏，我们也希望多看到一些小戏，好当做学习的榜样，但专业团体一演就是大戏。”齐新民认为：这恐怕也是专业团体不能很好地配合政治运动的原因之一。他希望文艺工作者今后在这方面能满足工人的要求。
关于工厂文艺的辅导工作
大家都认为过去各工厂文艺辅导工作的主要的和严重的缺点是：文艺的根还没有深深地扎到工人群众中去；文艺这个武器还没有普遍地被工人所掌握。
赵瑞说：“石景山发电厂曾经是文艺工作搞得很好的工厂，可是现在垮了！剧团的积极分子有的成为生产模范——生产的旗帜不能去演剧了，有的去学习了，有的调到团市委，有的调到工厂的党委会去，我自己还调做工会的文教委员，所有的干部连根拔了。就是因为走了一批，没有再培养一批，所以剧团垮了，歌咏队垮了，腰鼓队垮了——腰鼓放在仓库里长毛了！就是说：文艺的根没有扎深，开了一阵花就又谢了！”
清河制呢厂周宏才谈了另外一个情况。他说：“三年来，我们是从不能写到能写了，从不能演到能演了，从不会唱到会唱了，有剧团，有歌咏队了。但是，这个水平，到半年以前，已经不能再向前发展。大家组织得很好，情绪很高，但是干瞪着眼。眼看着新事物那么多，但写不出来。”他说：“希望今后能注意到工人文艺工作的提高问题。”
有的同志反映：他们厂子是辅导的人下去一次就火热一次，走了就消沉了。就是说：“离开拐棍走不了”，没有培养出工人自己的文艺干部来。
表现工人的舞很少。工人们非常希望舞蹈工作者创作出适合工人的健壮有力的舞蹈来。专业文艺团体对集体舞不关心、不重视，因此也很少去研究、改编和创作。个别同志还认为和工人在一起跳集体舞有失舞蹈演员的身份。但是集体舞是广泛地被工人所喜欢的。有许多工厂的工人已经学会了不少种集体舞。有许多工厂因为没有人教，工人们对集体舞还是生疏的。清河制呢厂郭锡璞说：“我们到了天安门和傻子一样，胳膊、腿非常想活动，可就是不会跳。”
多数人在发言中提到中央戏剧学院最近派了不少人下厂，其中有些同志切实帮助了这些厂的文艺活动，他们表示满意。但一方面又耽心他们走了之后，工作又会垮台。
普及和提高问题
很多同志谈的情况、意见和希望，都涉及了文艺的普及和提高的问题。在工人文艺问题中，目前主要是普及呢，还是提高呢？它们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对这个问题，除了以上发言中已经说过的意见以外，大多数同志的发言都认为以往文艺普及工作做得不够，因此提高的工作也做得不好。城子煤矿齐新民说：“应当首先搞普及，但是，我们写成了快板，就想写剧本，所以也不能忘记了提高。”石景山发电厂赵瑞说：“在我们厂里首先是普及，使文艺普及全体工人，然后才能从这里提高。但是，单普及就没有大进步，单提高就没有了基础。”许多同志都同意下面这句话：“没有的地方让它有，有的地方让它更好。”普及和提高是不可分割的。
许多同志指出：有些人认为普及工作就是业余文艺活动，这是一种错误。文艺工作者下厂，本身就是普及工作。因此，下厂体验生活的作家，也要担负起培养工人作家、辅导工人文艺活动的任务。文艺工作者下厂做文艺普及工作，就提高了工人文艺活动，同时，也必然地提高了自己。有一位工人同志说：“如果他光想着提高自己，忘了我们，他也就提高不了自己。”（附图片）
毛主席和延安文艺工作者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开会期间的合影。 吴印咸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