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迫切要求文艺食粮——记本报召开的农民文艺座谈会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农民迫切要求文艺食粮
——记本报召开的农民文艺座谈会
本月二十日，本报召开了北京市郊区农民文艺座谈会。参加座谈的有五个区十三个村的农民文艺活动积极分子、文艺爱好者和文教干部，共十八人。他们在座谈会上，反映了许多村子的文艺活动的具体情况和目前存在着的主要问题，发表了许多意见，提出了他们的要求和希望。
文艺宣传在农村中很起作用
据十一区南苑镇王林江说，农村中文艺宣传活动的动人事实是说不完的。有些村建立了文艺组或村剧团，从事文艺活动的积极分子搜集当地材料，结合当前运动，编快板，演小戏，到处宣传，“挺起作用”。十四区关西庄张凤山，是附近几个村有名的快板能手。他们村里一共有四百二十七亩地，今年有二百五十七亩地生了麦蚜虫。经过他的宣传，群众积极地起来捉虫，共捉了四千七百三十四斤害虫。他说：“我们村里人最喜欢听快板，我在快板里编进了蚜虫繁殖的道理，打破了群众的迷信思想。”他说的快板，总是紧密地结合着季节和当时的情况。他说：“如果地里正长虫，就说害虫，大家自然留心听；要是在冬天也说害虫，群众就不爱听了，冬天我就说关于肥料的事情。”
文艺活动帮助宣传组织互助组，也收到很大效果。十二区下营村剧团副团长修福说：“我们村里去年搞互助组的时候，最初只成立了十个组。剧团根据当时村里的思想情况，把韩维森（一个三十岁的壮年人）只顾个人眼前利益想单干的事实，编了一出话剧‘组织起来真光荣’，批评他的落后思想。韩维森看到这个戏，头也抬不起来。戏演完以后，剧团的人又个别地跟他谈。他到底参加了互助组，而且后来还成为积极分子。”现在，全村已经有五十一个互助组，差不多全组织起来了。
为了宣传婚姻法的好处，许多村剧团演出了“小二黑结婚”、“小女婿”、“双满意”和农民自己编写的“婚姻自主”等剧。四王府的女孩子看了这些戏后，听见别人说起婆家，也不红着脸跑掉了。现在她们都是自己找对象，做父母的也不再办浪费金钱的嫁妆，留下钱买肥料了。下营村演完“婚姻自主”，很快就有五对新式结婚的。黄姑坟的妇女出嫁，再也不坐花轿了，伴她们的是村里的秧歌队。有一个新娘子也参加了秧歌队，和大家一起扭。
结合政治任务的文艺宣传的效果也是很大的，能够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增强他们对敌人的仇恨。南苑镇在抗美援朝的宣传中，演出了话剧“讨还血债”，这是一个东北出版的剧本，他们把方言改了，演得很成功，观众三千多人。好多观众哭得抬不起头来，大家痛恨美帝国主义强盗。演员们经过这次演出后也提高了觉悟程度。有一个演主角的女演员，演完戏以后，还跑进后台大哭一场。
农村文艺活动迫切需要领导和辅导
农村中这些业余文艺团体是在群众的热爱、支持下逐渐成长起来的。南苑镇为配合政府取缔一贯道，一九五○年建立了文艺宣传组，当时只有三个人，演出一些快板和数来宝。现在，这个宣传组已经扩大到三十多个人，自己能够编些小戏了。十四区西柳村，全村三百多户，二千多人口，参加剧团的有五十多人，半数是农民，半数是村里的学生，团长李德才也是种地的。一九四九年开始组织了一个秧歌队，一九五○年改演话剧，演了“不拿枪的敌人”、“刘四嫂捉特务”、“取缔一贯道”、“组织起来力量大”等剧，很受群众欢迎。群众原来也喜欢听快板，可是现在一说快板，就不爱听了。农民爱看戏，演员也爱演戏。“听的人听不够，唱的人也唱不够。”下午演起，一直演到夜里下三点。为了适应需要，他们把演员分甲、乙制排演，免得一个人连续演出又疲劳又耽误生产。他们在每次演出后，都要开检讨会，检查每个团员的工作和作风。他们还和群众一样搞好生产，上民校学习，一切文艺活动都在业余时间进行。这个剧团从成立到现在，始终保持了很好的信誉。李德才说，他们演戏一面为了宣传，一面也是为了要提高演员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开始参加剧团的时候好多人都不识字，现在都能够看报了。
在群众自己的培植下，农村文艺活动开始萌芽了。大家感觉苦闷的，是没有一定的机关来领导。一个区仅有一个文化馆，几个村才有一个文化站，文化站主要的工作是办民校搞识字教育。有的村政府的主要干部根本不重视文艺宣传。十三区门头村吴永利说：“你演不演，都没人管。”十二区田各庄王书田说：“我们剧团好像没有靠头，要是文化馆或是北京文艺处多和我们联系，召集我们谈谈，大伙儿觉得上级关心，情绪也会高些。现在一年半年也没人到村里去。”因此有的组织垮了，有的村搞不起来。十区八里庄刘恒博说：“去年冬天，我们组织了一个文艺宣传队，出去演‘光荣自卫队’，还得了奖。原想把这个文艺宣传队巩固下来，可是自从村里设立了文化站以后，站里的同志不帮助我们，反而散了。”海甸文化馆金普说：“我们根据十三区劳动模范狄桂林的增产事实，编了一个剧本，就叫‘狄桂林’，送到北京市文艺处审查，到现在一个多月了，还没有退回来。”农村中业余文艺团体没有经费，也是开展工作的一个很大困难。每一剧团差不多都提到了需要一块幕布，需要演出时用的煤油等等起码的东西。现在，这些村的活动经费，有的是大伙儿开荒、种公地或搞其他生产赚来的；有的是群众捐助的，有的是搞工作的人自己掏腰包。赵彦茹说：“我们村的群众因为爱看剧，冬天给剧团凑了钱买煤生火来排戏。有一个叫李文龙的，自愿出钱给剧团买了一本‘小二黑结婚’的剧本。去年十一月北京市郊区工作委员会让各个剧团把预算做好，填了表，说可以补助一些经费。但是至今没有下文。”他们认为农村的宣传工作，应该由一个统一的机构来领导。不然，区政府、文化馆、派出所各搞各的，讲的内容重复，农民不感兴趣；而他们所热爱的文艺宣传，倒是谁也不管。
青年农民喜欢跳舞，都想学，可是没人教。五一节晚上有人到天安门去玩，专心地默记人家怎么跳的，淋了一身雨，回到村里就教起集体舞来了，活跃了村子里的黄昏。有的村里，农民们已经会跳几种简单的集体舞蹈，但时间长了便又嫌陈旧，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下营村的修福说：“搞舞蹈的同志赶快教给我们一些吧。”
文艺工作者为农民创作，是很重要的。同时，把文艺这个武器交给他们，帮助他们搞，也是农民文艺活动积极分子急切盼望的。他们认为文艺工作者到他们中间去的太少，几乎没有。他们热烈要求辅导他们和给他们观摩机会。他们派人进城看一回戏，就是为了要学点东西，每次总能够得到不少收获。甚至曲调也学会了。黄成祥说：“过去我们不会化装，把农民和地主化得差不多。听了中央戏剧学院的同志讲过一次化装以后，我们就懂得不少，解决了化装问题。”“三反”斗争中，南苑文艺宣传队原想编一个独幕剧，不懂得编戏的窍门，拚命把材料往上加，结果弄成一个大剧。费了很多时间，还是演不了。田各庄王书田说：“虽然我们编的真人真事很起作用，可不能老是这一套。”爱好文艺的农民积极分子，在不断的实践中要求提高；他们拥护毛主席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也期待着文艺工作者能够为他们多做一点工作。
农民要求电影下乡，要求供给短剧
几年以来，郊区的农民很少看电影，甚至有的人还没有看过。下营村虽然是十二区的重点村，也只放映过三次电影；十三区比较偏僻的南安河的农民，直到最近，才看了看幻灯片“赵一曼”和“鸭绿江上的怒火”，刮顶大的风，农民也都来看。那里的人甚至没有见过毛主席的照片，当他们看见了幻灯片上毛主席的像时，高兴极了。电影在农村中放映的效果是非常大的。电影“白毛女”在十三区东北旺放映时，群众看到黄世仁给大春抓住了，都愤怒地喊：“枪毙他！枪毙他！”十四区北顶五十多岁的马连喜说：“我们村子里的人看过两回‘白毛女’以后，影片里的歌子，普遍唱开了，像我这样年纪的人也学会了。”他们热烈地盼望着电影下乡。
海甸文化馆金普说，苏联影片“山野的春天”在镇上放映过，这样的片子如果能到农村去放映给农民看该多好。
农民看不到电影，也看不到专业文艺团体的戏剧。他们反映：城里常有招待工人、招待战士、招待干部的戏演出，这是对的；可是不演给农民看，就不应该了。自己想演戏，又找不到合适的剧本。十三区门头村吴永利说：他们村里爱评剧，可是评剧剧本多数很长，很难演，自己排起来要二十来天，希望有短一些的。同时这些评剧剧本都没有印上曲谱，也是一个缺点。黄成祥说：“我们南苑镇文艺宣传组的人，觉得群众觉悟提高了，要求也高了。自己的工作又忙，又要生产；可是一个月不演出，群众见面就问‘为什么还不演戏’，可是，材料到那里找呢？希望文艺工作者多给我们编一些小戏。”王林江也这样说：“文艺工作者给我们写的东西真是太少，特别是为我们农民写的小戏太少。”赵彦茹说：“这次老乡们知道我来参加座谈会，叫我带个信，希望多给我们编些好剧。”农民就是这样迫切地期待着作家们的创作，他们要求形式短小的剧本，不要五幕十场的大戏，他们演不了。
农村需要大量通俗读物
农民也挺喜爱连环画和画报。他们特别欢喜颜色新鲜的图画，不爱看那些单线条的画。但是即使单线条的连环画，村子里也很少。十二区下营村的修福说，他们要走五里地上文化站看书，来回起码一小时。加上书少人多，有时还要空跑一趟。不识字的人对看图识字的小本子最发生兴趣，能够帮助他们记住生字。最近，北京市郊区正大力推行速成识字法，三个月以后，农民就能读民校的第四册课本，到那时更需要大量适合他们阅读的通俗文艺作品。现在民校的二年级学生，已经在文化馆抢着要书看了。八里庄刘恒博对刊物提了一个意见，说：“字还好认，就是连成一篇文章，意思就不好懂。”农民普遍地希望要把给他们阅读的作品编得通俗一些，字要印得大些。大家还希望黑板报能够改成漫画报。目前的黑板报照报抄写，不吸引人。十四区黄姑坟的邢敏才说：“老乡们见着黑板报上长篇大论，一片黑，心就烦了。”他们要报纸和刊物多供给些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