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群在清凉山 [复制链接]

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舒群在清凉山
黎辛 穆青
8月2日晚饭前，我们分别接到舒群的女儿李双莉来的电话：“我爸爸今天下午3点50分去世了……”舒群同志从住进医院到病危的情况，我们一直都非常关注，并为此深感焦虑与不安！现在，他走了，终于走了！噩耗传来，我们悲痛，惋惜！舒群不该走，他也不愿走。这几年，他的创作正旺盛，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并且达到了新的高度。他的《毛泽东故事》是新时期文坛中一朵清香四溢的鲜花。他要写的东西还很多很多。
舒群晚年体弱，小病不断，但他仍坚持不懈地写作，这种笔耕不辍的精神实在使人感动。从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这六个年代里他的创作没有空白，这是他引以为安慰和自豪的。他说他写了90篇、100篇短篇了，他要写到120篇才停住。他要把第三部长篇《乡曲》写完，还要把多年来搜集的话本整理完毕。他晚年的著作是在和病魔作斗争中艰难地、断续地完成的。他舍不得花时间看病，更舍不得花时间交际应酬。他家的门上不知什么时候起贴着一张“重病人，不会客”的字条。陌生人自当望而却步，但当老朋友“破门而入”时，他见到他们，便会高兴地说：“我又写了一个短篇！”对此，老朋友既是喜，又是忧。这几年，我们一直为他的健康担忧。他双腿软弱无力，每当他依依送别来访的友人出门时，便站不住了，只得蹲在门口，把手伸得高高的，招手“再见”！那情景至今还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1942年3月中旬，舒群调到当时延安清凉山的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接替丁玲同志任《文艺栏》主编。文艺栏用报头《文艺》和不用报头时，正式名称就叫《文艺栏》，公章上也是这三个字，不叫
《文艺》副刊。这是当时《解放日报》社社长博古的意见。博古认为文艺栏是党报的一部分，如同《党的生活》栏或其他专栏一样，它们只是形式和分工有所不同，在党性的要求方面都是一样的。党报的文艺栏不能像国民党统治区的报纸副刊那样，向报纸闹独立性，或若即若离地另搞一套，或办成甜点心，消遣品。博古提出好的文艺稿也可以登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党报文艺稿件坚持党性的原则，可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当年的《解放日报》《文艺栏》，一周见报四五期，每期6000字，每月发稿十几万字，并不少于当时的杂志。它发表的著名作家、艺术家的作品之多，出现的新人新作之多，被认为是全国仅有的。因此这个《文艺栏》在当时全国报纸中算是最强大的文艺阵地。舒群来时，正遇上报纸在4月1日改版，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要把“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本来只占第四版半版的《文艺》栏，改为每天见报的综合性、杂志性但以文学艺术为主的整版副刊。1942年是抗战八年最困难时期，全党、全军和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都进行“精兵简政”。当时延安的一般杂志要停办，只留一个中央的《解放》杂志和一个八路军总部的《军政杂志》。《解放日报》第四版既要发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稿件，又要陆续创办、加强工、青、妇的专刊，创办推动和指挥整风学习的《学习》专刊等等。改版是党中央的决定，由毛主席和博古领导具体进行改版的工作。改版初，第四版仍是舒群主编，编辑只有陈企霞、黎辛二人。既缺人，又缺稿。约半年后，《文艺》栏改名叫“副刊部”，艾思奇任主编，舒群任副主编，主管文艺。这时候又陆续调来温济泽、林默涵、庄栋、陈学照等担任编辑。改版后，副刊的版面扩大了，任务加重了，而且复杂了。当年8月间博古和舒群被召到毛泽东主席那里去商量改版事。舒群在《毛泽东故事》的《枣园夜宴》篇中，描述了毛主席为第四版组稿、召开组稿会议，并宴请组稿人的情景。毛泽东在1942年9月15日给凯丰（主持日常工作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信中说到：“解放第四版缺乏稿件，且偏于文艺，我已替舒群约了十几个人帮助征稿，艾、范、孙、雪苇及工、妇、青三委都在内。青委约的冯文彬，拟每月征6000——10000字的青运稿件，不知能办到否？”信里写的艾、范，是艾思奇和范文澜同志。联系到那份征稿名单，舒群写道：毛主席约我商拟名单，前后两次，仅隔一二日，一在窑内，一在院中，共写两份，而以第二份为定。题为《解放日报第四版征稿办法》，并有前言：“解放日报第四版稿件缺乏，且偏于文艺，除已定专刊及由编辑部直接征得的稿件外，现请下列各同志负责征稿。”在下列各同志姓名之下，都注明各自征稿类别和每月具体字数。除范文澜、邓发、彭真、冯文彬、艾思奇、陈伯达、蔡畅、董纯才、吴老（玉章）等九位外，另有文艺界荒煤、江枫、张庚、柯仲平、王震之、周扬、吕骥等。
当时毛主席对党报副刊非常关怀，第四版许多重要稿件都送他审阅修改，有的他还亲自校对清样，为稿件写按语，甚至连怎样发排和使用什么样的花边也提出建议。第四版有关文艺的问题，一般都是舒群直接和毛主席联系。舒群追忆当时的情景说：“毛主席直接关心指导，凡有转载，均经毛主席亲笔批示，例如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徐悲鸿《古元木刻》等等，倘有社长博古同志审而难定的稿件，例如谢老《一得书》篇章，肖老某某诗文等等，他即携面呈毛主席。”
舒群是在1938年认识毛主席的。他说他和毛主席“意外相逢”，“毛主席确似故人邂逅，竭诚欢迎，殷勤招待”。以后，他和毛泽东有较多的接触，“亲聆毛主席教言”，“也屡屡被召以赴有所受命”。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征求对文艺工作的意见，草拟会议出席名单，会后，征求对“讲话”的反映及其他有关事宜，毛主席常常请舒群帮助工作。在工作接触中，舒群对毛主席怀有深深的爱戴和敬仰之情。就是这种感情经历，这些生活积累，使他完成了《毛泽东故事》。他为这部著作付出了半生的心血，正如他在书中的序言所说：“从阅历访查，创作重写，发表出版迄今，近半个世纪，逾我半生部分年华，可谓久也。”他把所接触到、观察到的真人真事和典型创造结合起来，在艺术上作了大胆的尝试和创新，用小说的形式，民族传统风格和独特语言，写了一篇又一篇的“毛泽东故事”。让一位领袖人物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思想情操，真实而又生动地展现在读者眼前。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作为文艺编辑负责人，舒群又投入了新的战斗，他废寝忘食，日以继夜，埋头苦干。他在报上积极宣传会议的精神，积极组织阐述贯彻会议精神的文章。他以讲话精神为指导，帮助和组织作家深入生活，邀请作家采访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为发表反映抗日战争和工农兵生活的文学艺术作品，为推动秧歌剧的创作和表演，作了大量的工作。他不愧为一位真正的高举毛泽东文艺思想旗帜的战士。
当年，在《解放日报》第四版这个文艺阵地中，发表延安的作家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著名作家的作品，也发表新作家的处女作或成名作，有些不能向延安投稿的根据地的佳作，报纸便千方百计从当地报刊中转载，并加以评介。因此，这个阵地是革命作家的阵地，也是延安和抗日民主根据地青年作家的摇篮。
舒群全心全意办好第四版，他明白这个阵地的战斗意义和作用。两年间，他自己没有时间创作，只好为他人“作嫁衣”，为工农兵作者、为新作家当“理发员”。他从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得失，孜孜不倦地工作。他外出组稿，不管往东、往南、往北，哪个机关也得走十里、八里路。他说要长途竞走，锻炼腿力。那时候的舒群是一匹驰骋在陕北高原上的雄姿勃勃的马！他和编辑人员一起处理来稿，所有退稿都给作者写信，提出意见，把稿寄还本人。舒群的退稿信写得认真，连字迹也一笔一划清清楚楚。审阅编辑人员的退稿信时，他有时稍作修改，补充，有时提出意见：“这个信是不是写得简单了，再写个好不好？”在处理稿件方面，也体现了党报的好作风，1982年舒群答《人民日报》文艺副刊问时，说“党报副刊，要以党风党性为首，排除任何关系利益；不要限于名位，文别排座次，排异体字。以文取人，勿以人取文，唯择优者为上宾”。又说“每发一稿，不仅想到发稿的当日，而且联想到昨日，预想到明日，以尽可能保持其刊一贯的正常性与正确性，以及独特的风格与特色”。这是他对当年编辑《解放日报》第四版的经验总结，现在看这些话也还是有现实性和针对性的。
今天，回顾舒群所走过的革命道路和创作生涯，他坚持毛泽东文艺思想，使我们深受教益；他对文学创作、编辑工作的卓越贡献，为我们作出榜样。舒群同志，党和人民不会忘记您！战友们、同志们不会忘记您！祖国的文学事业更不会忘记您！
我们的前辈、战友，舒群同志，我们沉痛地为您献上一朵圣洁的白花，愿您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