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钊文集》序 [复制链接]

第4版(综合)
专栏：

《李伯钊文集》序
王震
《李伯钊文集》编辑出版，我很高兴，想为这本书写几句话，以表达对伯钊同志的缅怀和思念。
叶剑英同志曾书赠我一首七言绝句：“西安捉蒋翻危局，内战吟成抗日诗。楼屋依旧人半逝，小窗风雨立多时。”叶帅这首诗是1979年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旧地重游时作的。十年前，他感叹“人半逝”，今天，当年之人可说已经多数不在了。这些逝去的老同志、老战友的音容笑貌，常常在我脑海里浮现，其中就有伯钊同志。
伯钊同志是1985年4月17日逝世的。在她病情危重的时候，我正巧不在北京。听到她病重的消息，我和我的老伴王季青都十分忧念，得悉她病情好转，我们甚感宽慰，打算一回到北京，就赶到医院看她，像以往那样，在一起谈心，并向她表达我们和其他许多老同志的心愿：希望她早日恢复健康，再给大家写几台好戏看。谁知，当我们赶回北京时，伯钊同志已经长眠在松柏和鲜花丛中，那时，我们的悲痛心情是难以言表的。
伯钊同志和我，是半个多世纪的老朋友、老战友。1931年冬，我们相识于红都瑞金。那时，我作为湘赣苏区的代表，到瑞金出席中华苏维埃工农兵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期间，代表们观看了中央苏区文艺工作者的演出，内容有赞扬红军战士勇敢作战和动员人民群众参加红军的歌舞，有表现苏区人民打土豪、分田地的活报剧等。这些节目清新活泼，激奋人心，台上台下，气氛十分热烈，更使我感到革命文艺在整个革命斗争中的重要作用。这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演出。
那次演出之后，有的同志告诉我，这些节目是杨尚昆同志的伴侣、留苏学生李伯钊主持编导的，她还亲自参加了几个剧目的演出。由于演出时舞台上的人是化了妆的，究竟哪一位是李伯钊，当时我并不知道。没过几天，全国苏维埃机关报《红色中华》来了一位女编辑，她个头不高，热情活泼，操着四川口音自我介绍说：“我叫李伯钊，来采访你。”这时，我才第一次认识了这位在中央苏区颇有名气的文艺宣传工作者。
在那次交谈中，我向伯钊同志介绍了湘赣苏区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指导下开展对敌斗争、土地革命、群众工作等方面的情况。伯钊同志思路敏捷，边问边记。她的插话不多，但每个问题都抓住了关键。当时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是：她多才多艺，是一位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红军女战士。
此后，我较多地了解了伯钊同志。在中央苏区，她对于红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对发展革命根据地的报刊宣传、戏剧、音乐、舞蹈等，都做出了出色贡献。特别是她把苏区军民喜闻乐见的山歌形式与现实的革命斗争内容相结合，创作了许多歌舞。这些歌舞不但在中央苏区广为流传，而且有些还先后传到我们湘赣苏区，对广大军民的革命斗争，起到了有力的鼓舞、激励作用。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在中央苏区那艰难岁月里，她作为一位女同志，受党的委派，创办了我们党的第一所文艺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她担任校长，为我党我军培养了一批革命的文艺家。这期间，她在中央苏区还创作了许多文艺作品。她是革命根据地我党我军文艺宣传工作的开拓者之一，是我们党的老一代著名的戏剧教育家、作家。
伯钊同志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她始终对我们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充满着必胜的信心。1934年秋，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伯钊是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30位著名红军女战士之一。长征路上，向红军宣传鼓动，向广大人民宣传鼓动，红二方面军的各个宣传队干部、主要演员都向伯钊同志请教。我更多地了解了她。
我们红二方面军是从湘西开始长征的。大约在1936年的7月间，当红二方面军走到川西时，遇到了伯钊率领的一个红四方面军的文艺宣传队，之后，她参加了红二、四方面军的会师，随同我们过草地，北上抗日。对伯钊来说，这次是第三次过草地了。她第一次是随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过的草地，后被张国焘裹胁返回来二过草地。对一位女同志来说，在那样极端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三过草地，需要多么坚强的意志和毅力，是可想而知的。
记得我们一道长征时，无论在云雾缭绕的崎岖山道上，还是在茫茫草地的宿营处，伯钊同志经常不顾疲劳，唱革命歌曲，增强大家克服困难的信心。那时，红军的物质生活极度匮乏，许多同志因伤病、劳累倒下去再也起不来了，但伯钊忍受着冻饿劳累，常常拿出自己的一点给养帮助别人，还为红军指战员教唱革命歌曲，表演舞蹈，她走到哪里，哪里就增添欢乐，就士气振奋。她在红军中是一位受尊重、受欢迎的人。就是在那时，在她的教唱下，我学会了《打骑兵歌》，这支歌，我至今还会唱。
延安时期，伯钊同志参加了鲁迅艺术学院的领导工作，出席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听了毛泽东同志在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个时期，她的创作就更多了，每次见面，她都热情地向我们这些沙场老兵沟通些革命的文艺信息。
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伯钊以更多的精力，参与了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她忠诚地执行党的文艺政策，成为党内外许多文艺工作者的贴心人。作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第一任院长、中央戏剧学院领导人之一，她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文艺骨干，桃李满天下。
伯钊是一位政治上很敏锐、很坚强的同志。记得在1966年春天，我和老伴同尚昆、伯钊夫妇会于羊城。那是个“山雨欲来”的时刻，尚昆同志已遭非难。在那次交谈中，我们一起对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极“左”面貌表示不满，为批判邓拓等同志的“三家村”、《燕山夜话》鸣不平。谈到这些事情，伯钊态度鲜明，坚信党和人民的力量，坚信共产主义理想，对前途充满信心。这不仅对我们是个安慰，我想，对豁达大度的尚昆，也是很大的支持。当时，我看着年已55岁的伯钊脸上那刚毅的神态，对她说：“看到你这样坚强，我想了8个字送你：巾帼英雄，老当益壮。”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这些人都遭了难，许多老同志、老战友都受到摧残，尚昆、伯钊夫妇自不待言，这使我们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无比愤恨。
“四人帮”被粉碎，我们的兴奋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伯钊一家虽然回到了北京，但是有一段时间，尚昆、伯钊夫妇未得到平反昭雪，许多老同志愤愤不平，我为此事是放了“炮”的。在那段时间里，我们经常去看伯钊，见她拖着被迫害致残的身体，仍在练功、写字，她说要争取多活几年，参加新的长征，还要再写几部作品，把党的优良传统留给后人。听了她这些话，我们这些想宽慰她的人，反而得到了宽慰。果然，在她的晚年，她又同其他同志合作，写出了像《北上》这样好的剧本。
在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伯钊对党，始终是一位不倦的歌者；对人民，始终是一位热情的歌者。她对党、对人民，爱得是那样深。
这里，我要特别说一说伯钊一贯自力工作、自力奋斗的品格。凡熟悉她的人，都会感到，她是一位不图虚名的共产党员。在60多年的风风雨雨中，她始终自尊、自强、自力。无论在战争年代的枪林弹雨中，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环境里，她都自力拚搏，为党为人民踏踏实实地做事，赢得了党的信任和人民的尊敬。她不愧为奋勇搏斗的中华女性，不愧是文学艺术界的长征英雄。
伯钊文集的编辑出版，对时常怀念伯钊的同志是一个很好的安慰，也是留给后人的一笔精神财富。收入书中的文章和作品，基本上反映了伯钊同志一生的革命业绩和耕耘心血。这本文集，一定会激励我们这些幸存者和后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