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发表批评《历史无可避讳》文章 [复制链接]

第6版(文艺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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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发表批评《历史无可避讳》文章
本报讯：最近出版的《文学评论》第5期，发表了张炯的长篇论文，批评该刊第4期刊登的文章《历史无可避讳》的错误观点。并阐述了毛泽东同志对新中国文学发展的贡献。张炯在他的长篇论文中指出：“发表在《文学评论》1989年第4期的《历史无可避讳》一文，貌似考察毛泽东文艺思想与新中国文学的关系，实则肆意歪曲史实，混淆是非，贬低和否定毛泽东文艺思想及其影响下的新中国文学，集中地暴露了近年文学研究中的一种拙劣学风与错误倾向，不能不加以论驳。”
张炯的文章从6个方面论述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历史意义和理论价值。他认为：“毛泽东文艺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与音乐工作者的谈话》等一系列著作和若干通信、批示、按语以及为报刊代拟的社论中。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经过毛泽东三次精心修改，一定程度也反映了他后期文艺思想的发展。在上述著作里对于他的文艺思想表述得最系统、影响也最广泛的要数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历史无可避讳》一文断言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内容是‘片面强调文艺的政治功能，偏偏忘了文艺的本性是审美’。这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明显歪曲。”他认为，“毛泽东对文艺问题的见解是从社会革命家和文艺战略家的高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去解决中国革命文艺实践中带有根本性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从而为党的文艺政策，为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方针奠定了理论基础。他的文艺思想内核是包括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现实、文艺与传统等方面的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基础的内容，决非仅仅囿于‘文艺从属于政治’。毛泽东文艺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文艺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富于中国传统的、基于中国革命文艺实践的理论升华。毛泽东关于文艺必须为广大人民服务，并解决好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的观点；创作主体应该努力掌握正确世界观，思想情感与人民相通，并深入生活，通过典型化创造出美的文艺作品以推动人民振奋起来，改造自己环境的观点；既要重视文艺创作也要重视文艺批评，既要反对思想内容反动而又有艺术性的作品，又要反对思想内容好却没有艺术性的作品的观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但又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单纯抄袭前人和洋人的艺术教条主义的观点；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的观点，等等，经过新中国文学40年实践的检验，仍然证明是正确的，是属于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必须坚持的普遍真理。”
张炯认为：“1949—1957年，是新中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并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欣欣向荣的七年，也是新中国文学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新貌，初步走向繁荣的七年。这期间文艺虽小有曲折，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整体上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形成与奠定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历史无可避讳》一文为了贬低和否定毛泽东文艺思想，竟诬蔑说，工农兵方向‘首先是为农民的’。毛泽东为解释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服务时，明明说过：‘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白纸黑字，岂容曲改。毛泽东的创造性贡献在于，他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分析和解决了文艺如何为广大人民服务的一系列至关重要的问题：作家与人民结合，深入人民生活与斗争；努力站到人民的立场，适应新时代的需要，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妥善解决‘源’与‘流’、提高与普及、创作与批评的关系，等等。这一切加上建国后‘推陈出新’思想和双百方针的提出，都有力地促进了新中国文艺的日趋繁荣。50年代中期，无论诗歌、小说、戏剧、散文都佳作渐见，果实累累。”
张炯说：“1957年春夏从整风发展到反右派，成为新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也成为毛泽东建设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转折。它给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带来影响深远的后果。这时期对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提倡，对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批判都跟毛泽东文艺思想有直接关系。50年代有关人性、人道主义的批判文章都维护《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关于人性、人类之爱的论断，强调人的阶级性而否定共同的人性人情，并把人道主义一律归结为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这不仅使此后文学中的人物描写失于简单化，男女之爱、父子之情成为创作的‘禁区’，且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也受到压抑。但1957—1966的十年，在新中国文学史上仍占重要的篇章。标志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出色成就的许多作品都产生于这时期。它们都洋溢时代激情，对题材、主题、形式、风格作出富于民族特色的广泛探索，表现了我国悠久历史与社会主义今天的辽阔生活与各种人物形象、思想和艺术均更成熟。”
张炯的文章说：“‘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我国文学受到严重摧残。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毛泽东多次反对过左倾，但50年代中期以后，他的左倾错误不断发展。‘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是他左倾思想的恶性体现。当时文艺思想领域占统治地位的正是与毛泽东关系密切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张炯说：“《历史无可避讳》一文攻击为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出贡献的周扬‘随着政治季节的转换而改变肤色’。之后，又胡说江青的样板戏原则‘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并将它提高到了社会主义阶段’，‘填补’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空白’，因而她‘不仅是毛泽东的学生，也无愧为他的亲密战友’。”
张炯指出：“新时期文艺的巨大成绩的取得，应该说与拨乱反正后人们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正确理解分不开。这时期涌现的众多优秀文学作品，莫不是作家长期生活的结晶，也是他们与人民相结合，深切感受人民心声愿望的艺术升华。”
张炯的文章最后说：“对历史的反思不仅要尽可能详尽地掌握史料，还应实事求是地对历史现象、历史人物作出评析。
《历史无可避讳》一文之所以令人厌恶，就在作者缺乏起码的科学态度，全篇或‘据说’，或想当然，或公然歪曲史实与历史文献，或干脆不顾事实进行妄断。”
“《历史无可避讳》一文的错误自非偶然。它反映近年学术界蔓延的‘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的不良学风，也反映社会上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明显导向：否定革命传统，否定社会主义成就，否定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然而真理毕竟是真理，从新中国文学的曲折历程及其取得的成就，人们正是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到毛泽东的失误与局限，也能够更为深刻地认识到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繁荣发展上的不可磨灭的功绩。想通过否定毛泽东文艺思想来否定新潮文学崛起前的新中国文学，搞新的‘空白’论和‘新纪元’论，某些新潮评论的这种倾向现在确应引起人们的认真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