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老领头雁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

一只老领头雁
潘海生
我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从解放初期到80年代初，当了近30年的大队党支部书记。他虽然只上过4年私塾，文化程度不很高，可我十分敬佩他。
我们村有100多户人家，600余人口。一个大队划分为4个生产小队。这个规模，在我们那个地方算是中等村子了。从我懂事起，就知道我们村在全县已经是数一数二的富裕、先进村，每年都要领回好几面锦旗，有公社的、县里的，曾经有好几次还获得省一级的先进称号。一个五六十平方米的大队办公室，四壁挂得红红绿绿。有时去那里玩，我总要仰着头把这些奖状看个遍，什么“先进集体”啦，“模范党支部”啦，“战斗堡垒”啦等等。队里挂了许多奖状，我们家里也挂了大小奖状，这些自然是奖给我父亲的。什么“劳动模范”、“优秀党支部书记”、“模范党员”，等等。父亲每次捧着奖状回来，总是兴高采烈，端端正正地挂在正堂毛主席像的左右两方下边墙壁上。亲戚朋友来，总要逐个欣赏一番，然后露出钦佩的表情。特别是过年过节，有朋四方来，耳闻目睹我们大队的一派兴旺景象和我父亲那一长溜的奖状，回去后渲染一番。于是我们大队和我父亲便远近闻名了。上县城，讲起我们那个大队，讲起我父亲，十有八九都知道。上下三村的人路过我们村，总要指指点点，同时不无妒意地夸奖一番，自然，也免不了评论、夸奖一番我父亲，末了，叹口气：“什么时候我们村也有这样一位党支部书记就好了。”每每听到这些话，我心里就乐滋滋的，父亲的形象在我的心里逐渐高大起来。我常常偷偷地打量他那双粗糙的手，又大又黑的脚；打量他那稀疏头发，想不通这样一个平平凡凡的人是怎样为队里、为自己争得这许多奖状的。
随着年龄增长，耳濡目染，我才明白其中的奥妙。
在一个个改田造地，筑水库修水渠的工地上，多少个日日夜夜，父亲总是披星踩月。村里人说，你看书记那双熬红了的眼，我们还能忍心不出力么？！区、公社、县上的工作同志来找父亲，无论问村里的大人还是小孩，都会说：
“偌，到那个工地上去找，准在！”一年下来，父亲除去县、公社开会，实际的劳动天数都在300天以上。母亲说，你父亲把家当旅馆了，看他饭碗一放，连枪也打不着了；饿了、困了才想到有个家。父亲听了，只是歉意地笑笑。
队里有两个日产20多吨的石灰窑。洁白的石灰堆积如山。家里要砌灶头，母亲去窑里挑了一担石灰。父亲知道了，叫大队会计记了帐，到年底扣分。会计说，队里石灰多的是，你书记用一点还要付钱？父亲说，要是我带了这个头，怎能管人家？大家都白吃白拿集体的，金山银山也会吃空的啊！会计服了，队里的群众也服了。不怒自威，无言立信，父亲的话，队里人听，被批评的人也舒气。
逢年过节，父亲总是一头钻进那些生活还困难的农户和五保户家里，了解他们还缺少些什么，需要队里帮助解决些什么。他要母亲经常做一些地瓜饭、南瓜饭，把省下来的粮食给困难户送去。队里调整生产关系实行联产承包之后，增强了一家一户的生产热情和责任感，我们村绝大部分农民的生活水平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大大提高了。为了帮助一小部分农户脱贫，父亲多次找那些较富的农民和还较穷的农民了解情况，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生产责任制。他还同村长到一个个已承包下去的工副企业中调查生产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使承包的合同、上交的税利订得合乎实际，使村里有一个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兴办公共事业和扶持困难户也就有了一定的资金。他还带领全村二十几个党员，发动了一些团员青年，组织“帮工队”，农忙时节每人出几个义务工，帮助缺少劳力和智力迟钝的农户抢收抢种。父亲说，共产党鼓励有能耐的人富起来，但不能眼看那些有困难的人吃不上饭。我是党支部书记，这样做，不是代表我个人，而是体现了党的宗旨，把党的温暖带给大伙。
他像一只领头雁，领着雁群向富裕飞翔。这样的老党员，在我国农村何止千万。
我出来读书，后来又在县里工作。那时，父亲因为年龄和身体的原因，不再担任支部书记了。可我总忘不了这只退下来的领头老雁，喜欢听他那朴实的语言，喜欢他那实实在在的行动；也喜欢跟他谈天说地。谈年份收成，谈村里的发展设想，谈国家大事。他根据自身的经历和实践体现党的富民政策。我从县城后来又到省城工作，每次回家，父亲总是叮嘱我：“再忙，也别忘了经常回来走走。不了解农村，怎么谈得上了解中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