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检察体制不断完善——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复之 [复制链接]

第5版(国内专页（政治·法律）)
专栏：

我国检察体制不断完善
——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复之
本报记者　毛磊
在建国40周年之际，记者采访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复之。这位建国后第五任最高检察官爽朗地说：“40年来，我们的共和国为确立社会主义法制，为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人身权利以及其他权利不受侵犯，为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和保卫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而在这场斗争中，各级检察机关忠实地履行了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充分发挥了法律监督的职能作用。”
记者了解到，由于“文革”十年动乱，我国检察工作曾一度中断，但在1978年检察机关就得到恢复、重建。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统计资料表明，10年来，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各类刑事犯罪分子332万余人，决定起诉的案犯300多万人；立案侦查贪污、受贿等国家工作人员经济犯罪案件23万余件，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和追回赃款赃物价值近20亿元人民币；立案侦查非法拘禁、刑讯逼供、玩忽职守等侵犯公民民主权利、人身权利和渎职案件6万余件。
10年中，检察机关在侦查、监督活动中，在审查批准公安机关提请逮捕、起诉案件的同时，还不批准逮捕35万余人，不起诉4万余件，追捕追诉犯罪分子8万余人；在审判监督活动中，对法院判决的案件提出抗诉1.8万余次。
检察工作与改革开放有何种相互关系呢？
这位72岁的检察长认为：“检察机关和检察工作的建立和发展，与国家的巩固和发展，与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应当说，检察机关重建和发展的本身，就是国家全面改革的一项成果，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一项成果。经济要繁荣，离不开法制的保障。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又是检察制度发展的社会基础和物质基础。检察工作紧紧地为安定团结和经济建设服务，为改革、开放服务。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工作是一个重要层次的法制保障，它将积极参加和创造良好的经济秩序、法治环境。40年的实践证明，检察制度是我国政治制度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没有完备有效的法律监督制度，就不可能有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
据统计，目前全国已建立3491个检察院，拥有近17万人的检察队伍。
记者问：“我国检察体制改革近年来作了哪些尝试？”
刘复之介绍，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来，检察机关进行的一些比较重要的改革，主要有把反贪污、贿赂斗争和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作为检察工作的两个重点，建立和加强检察机关内部的自我制约机制；开展举报工作，建立人民检举制度；依法加强对贪污、贿赂和法纪案件的侦查工作，进行民事、行政诉讼法律监督的试点工作；起草《检察官法》，以推进检举工作的正规化、法律化、制度化的进程；增加检察工作的透明度，加强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等方面的工作。
谈到举报，必然涉及到反贪污、反受贿。检察机关在这场斗争中起了哪些作用呢？
刘复之说，反对贪污受贿、打击经济犯罪是检察机关的工作重点之一。他递给记者一份材料，从材料上看到，自去年7月最高人民检察院要求全国检察机关开展举报工作至今，已有3006个检察院建立了举报中心或设置了举报电话，大中城市检察院都已开展了这项工作。一年来，各举报机构共受理举报材料35.2万件，其中举报贪污、受贿问题的有13.4万件，检察机关正在进行调查、现已立案侦查的有1.9万件，万元以上的大案有4295件。
刘复之表示，让举报逐步走向制度化、法律化，使它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是公众和司法工作者的共同要求，也正是检察机关为之努力的目标。
在谈到“监督机关也要接受监督”的问题时，刘复之并不讳言地指出，检察机关目前工作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执法不严，监督不力，有的地方对发展经济与加强法制、打击经济犯罪的关系理解不深等，极少数干警放松警惕，出现了一些违法乱纪行为，影响了检察机关的声誉，损害了人民检察队伍的形象。因此，检察机关必须十分重视“监督机关也要接受监督”的问题，主动接受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实际上各地检察机关都通过向同级人大常委会汇报工作，请人大常委会领导和人民代表视察工作，认真处理人大代表提案、接受质询，接受群众控告申诉等形式接受监督。同时，还采取多种形式，广泛接受人民群众和舆论监督。检察机关还注重建立内部自我监督机制，形成比较完善、严密的自我监督体系。
刘复之是1988年4月举行的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被选举就任中国最高检察官的。这位有40多年公安、司法工作经验的检察长最后对记者说，检察体制的改革刚刚开始，任重道远，但只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定不移地为经济建设、改革开放服务，就能够使检察体制的改革不断深化，就能够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检察制度中取得新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