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的纤绳我们拉——记复旦大学“未来记者南疆考察队” [复制链接]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祖国的纤绳我们拉
　　——记复旦大学“未来记者南疆考察队”
　　本报记者 萧关根
这是大学生中一支独特的队伍：
复旦大学新闻系86级的赵勇、梁泓（女）、吴小波、王月华组成的“未来记者南疆考察队”，从3月8日到7月6日考察了浙江、江西、湖南、贵州、云南、广西、海南、广东、福建9省，历时4个月，行程2万里。这在上海高校中是没有先例的。
4位青年学生的行动是那样与众不同：
当全国有80多个城市、600多所高校的青年学生上街游行，许多人卧轨扒车涌进北京声援天安门广场的闹事学生时，他们却一路南下考察，深入农村、厂矿、机关、部队，体察民情。
当有人在北京的大街上砸烧军车，袭击戒严部队战士时，他们正在老山前线的麻栗坡烈士陵园凭吊忠魂。
5月19日，复旦新闻学院一名研究生在校门口贴出《退党声明》，另一名研究生贴出《拒斥入党声明》；5月20日，考察队的梁泓、王月华却在老山前线分别写了几千字的入党申请书。
风波过去了。当卷入学潮和动乱的同学陷入深沉的反思，经受着被人利用、自我否定、不被理解等等种种心理痛苦时，考察队员心中却充满了思想丰收的喜悦。在学校举办的“祖国在我心中”系列讲座中，他们担任了第一讲。梁泓以亲身经历作的《中国国情与当代大学生的任务》演讲，博得了普遍的好评。她深情地告诉大家：
“当有人问身带一万多元考察赞助费的我们为什么没有掉转大旗‘考察’到北京呐喊助威时，我们4个人异口同声地回答：‘2万里行程使我们看到了真实的国情，我们看到当代大学生的使命是勤勤恳恳、脚踏实地用所学的知识建设国家，而不是坐而论道，凭空设想。我们需要正视中国的实际，需要点燃面向现实的希望之火，勇敢地承担起我们的责任。祖国的纤，我们拉！”在现实的土地上寻找“骄子”的位置
27岁的赵勇是这次考察活动的发起人，担任考察队长。与别人不同的是，赵勇在南京念完中学后没有马上进入大学，而是参军到了云南边境，当过侦察排长，受过伤，立了二等功。进大学后，他并不因为有这段经历而满足。他说：
“部队的生活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封闭的，而社会是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大学被称为‘伊甸园’。但一度风气不好，厌学情绪蔓延，经商热、出国潮、麻将声此起彼伏。大学生被视为
‘天之骄子’，在家里又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他们虽然有这个意识，那个热情，但离社会实际越来越远，只能关在学校里进行‘抽象思维’，一旦到社会，连自己的位置都找不到。”
今年上半年是他们年级实习的时间，赵勇决定发起考察活动，不要学校花钱，也不掏父母腰包，自己筹集资金长途考察，了解社会，增强自我素质。他还打算考察回来后举办讲座和成果展览，以带动更多的同学注重社会实践。赵勇的倡议虽然只有3位同学响应，而学校领导和老师十分赞赏他的做法。新闻系主任鼓励说：“只要你们背上行李跨出校门，事情就成功了一半。该校新闻学院、《上海旅游报》社、《康复》杂志社都出面协助这次考察，上海照相机总厂、上海达华箱包厂等都解囊资助。在一路考察中，他们又遇到了不少知音。湖南娄底君洪机电设备厂的廖群洪就是突出的一个。他和他的十几位伙伴全是大学毕业生。他们在1988年办起这家小厂。因为经营有方第一年就取得了好效益。他们把利润用于扩大再生产，顾不上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而对于素不相识的大学生考察队却十分大方，一次就赞助6000元。廖群洪对4位大学生说：“一个人对社会贡献的大小取决于个人的努力程度和环境所提供的可能性。要使环境为成功提供最大的可能，重要的一条是要了解社会，认识环境。对于你们未来记者考察队的做法，我是非常支持的。”
120天的南国之行。从革命摇篮井冈山的红土地到充满“淘金梦”的天涯海角；从湘西苗族的吊脚楼到老山边防战士栖身的猫儿洞。“未来记者”们发现，现实的中国竟是那么陌生。它既不是想象中那么美好，也不像有些人贬斥的那么不可救药。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发展中的社会。有贫困，有落后，有愚昧；也有巨大的变化和惊人的进步。更可贵的是，有千千万万脚踏实地工作的共产党员和基层干部，他们是中国的脊梁，默默地拉着祖国这艘航船的纤绳。我们这些被捧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走出伊甸园，回到给我们生命的土地上以后，我们的位置，就应该在“拉纤者”的队伍之中。天下之患莫大于不知其然而然
3月8日到7月6日“未来记者”考察期间，有50多天发生全国性的学潮、动乱和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这也许是偶然的巧合，也许是绝好的说明。
赵勇说，他提出倡议时已听说有人向中央领导写信，有人在征集签名要求释放魏京生，预感到可能要发生大事。如果我们不出去考察，留在学校里，不能保证不卷入这场风波。
赵勇说的完全是实话。同样是热血青年，又是名牌大学的学生，不走向大街呼喊几句口号，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即使在考察途中，每到一地都有人表示惊奇：“什么？大学生不是在闹事吗？你们怎么来考察？！”有人还怀疑他们是来游说、串联的；更有人劝他们改旗易帜，北上声援。在从老山前线回昆明的长途汽车上，有个北京“高自联”的学生，看到了考察队的旗帜，就说北京发生了流血事件，上海也乱起来了，劝他们上北京或回上海声援。在昆明的一所大学里，一群人佩带黑纱在集会悼念北京的所谓“死难学生”。对这些，他们只是冷眼旁观。
如果要北上，他们有最好的条件：口袋里有钱，还有新闻学院开的给沿途单位的空白介绍信。然而，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提出过这样的要求，连想头都没有。他们对游行、请愿、绝食、罢课“一点兴趣也没有”。因为他们的兴趣被考察中看到的活生生的现实，被人们对人才的渴求的目光吸引住了。井冈山的老赤卫队员恳切地说：“你们大学生要多学本领，多发明些致富机器，让我们也能过上富裕日子。”湘西凤凰县阿拉镇的副镇长说：“我们这里的人把大学生看作
‘金凤凰’，希望他们能给自己带来福音。”江西分宜县37岁的副县长是同济大学的毕业生。他每年都要回母校游说：“去我们那儿吧！你将发挥出所有的才能。”
在老山前线受到的尊重和爱护，更使他们终生难忘：这里是特别战区，除了军内直接系统外，任何人都不能随意进入的。但当边防团部得知他们是复旦大学的考察队时，即使在那样的动乱时期，也将他们留下来了。一位团长说：“我们在这里过艰苦生活，也是为了你们大学生将来能成才，所以，我们没有理由拒绝你们。”团部为考察队派了采访车和翻译。5月底，师政治部王主任还陪他们前往前沿阵地采访。一路上，荷枪实弹的战士把4个大学生夹在中间，保证安全。中午在连队就餐时，桌上放的是大碗的鸡和竹笋炒肉片。王主任告诉他们：“为迎接你们大学生，连队作了几天的准备，把阵地上仅有的两只鸡杀了。今天一早，经特批几位战士冒着生命危险到前面竹林里排雷挖笋。”连长接着说，“大学生是国家的宝贝，你们的学问比我们大，将来的贡献也会比我们大。可不能让你们在阵地上受委屈。”
这一幕幕情景，深深地印在4个人的脑海里，时刻在提醒他们：老赤卫队员、镇长、县长、前线将士为什么这样欢迎，爱护大学生？难道是因为大学生有“超前意识”，能上街喊几句不切实际的“民主”、“自由”的口号吗？绝对不是。
也许有人会责怪他们4个人目光短浅、思想迟钝，缺乏青年学生应有的“忧患意识”。对于这样的责备，他们早有所闻，而且有所思考。梁泓说：
“是的，我们应该为国忧患，为民忧患。但是，如果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患’在何处，我们的‘忧’又有何意义呢？”她引用苏轼的话说：“天下之患，莫大于不知其然而然。”真正的忧患意识，应该是了解国情，从国情出发产生的社会责任感，而不是无视国情的基础上建立的空中楼阁式的热情。我们谈国家落后，说国民素质低下，谈社会弊端时慷慨激昂；但是否想到这其中也有我们的一份责任？我们大学生中有多少人甘愿深入基层，到远离大都市的地方以一己之力改变令人不满的现状？坐而论道误国。在对待国家问题上，说得太多，做得太少，是我们大学生最需要克服的毛病。向党奉献一颗赤子之心
“未来记者”考察队的4人中，赵勇、吴小波是共产党员。梁泓、王月华在考察途中向系党总支写了入党申请书。他们同该校动乱中提出入党要求的另外27名学生一起，向党奉献了一颗赤子之心。
采访中，记者与两位同学专门谈了为什么申请入党的问题。整个考察过程其实已表现出他们思想变化的轨迹，证明提出入党是在情理之中的，言语似乎是多余的了。王月华说：“通过考察我们与历史靠近了，更看清了中国发展的前景。从历史来看，离开中国共产党领导，贫穷落后的中国不可能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从发展来看，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以及将来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除了拥有4800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外，没有一个其他的政党能担起这个责任。”
梁泓在安徽念中学时就提出了入党申请，大学一年级又打了入党报告。这是第三次向党表忠心，自然与考察有关系，就是了解中国国情，明确了自己的责任。
她是这样表达自己的心迹的：“老区的贫困面貌，南疆的牺牲奉献，这一切把我们融进真实的国情中。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支配了我们的思想。因为我们年轻，新陈代谢的规律必然要把国家的未来交到我们这一代手里，这是我们的年龄使命；因为我们是大学生，知识化的大趋势不可避免又把我们推到时代的潮头，这是我们的知识使命。
“大学生往往坐而论道，流于空谈。今天的中国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建设和勤勤恳恳的工作。南疆战士的牺牲奉献精神，各行各业的普通党员在平凡的工作中任劳任怨的品质，使我们感受至深。我们青年人注定要承担建设的重担，承受创造的艰辛，就必须有一种牢固的信仰支持我们去面对各种考验。这种认识促使我产生要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庄严追求。
“我曾几次提出入党要求。如果在党的威信受到严重挑战的关头，不提出我的信念、我的追求，我就丧失了一个真正爱国者的立场。”
“未来记者南疆考察队”的回顾与思考，正在复旦校园内引起更多人的注目。有的同学对赵勇说：“我真羡慕你们。”还有一些同学责怪赵勇：
“你为什么不叫我一起去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