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的鲁迅书信（二）（1927年8月17日信）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

　　新发现的鲁迅书信（二）
　　（1927年8月17日信）
　　绍原先生：
　　先前寄过几封信，想已到。细目记不清了，只记得有一封是抄一段关于种胡麻的古书的。
很久以前，得汪馥泉（1）先生来信，要我作一篇文章和写了一个书面，且云成后可请先生转寄。文章之做，尚未有期，但将书面寄上，乞转寄为荷。如此之字而可写书面，真是可笑可叹。我新近还写了一幅小中堂，此种事非到广东盖不易遇也。
报载骝先到香港，不知何也，大约是漫游欤？
近来因结束书店（2），忙了几天。本可走了，而太古公司无船，坐邮船嫌行李多，坐货船太苦，所以还在观望；总之：一有相宜之船，便当走耳。但日期还说不定。
天气似乎比先前热了，我因常晒在西窗下，所以已经弄得满身小疙瘩，虽无性命之忧，而亦颇以为窘也。变化繁多，中大下半年不知如何，我疑心未必能维持现状（3）。
支持家（4）评留先云，政治非其所长，教育幼稚。其终于“专心办学”而取“优游态度”者（5），大约即因此之故。
迅上八，十七．
注释：（1）汪馥泉（1899——1959），浙江杭县（今余杭县）人。1927年时在印尼苏门答腊棉兰任南洋日报编辑，函请鲁迅为其所著《椰子集》题签并作序。但此书后来并未出版。汪于30年代曾任复旦大学教授；抗战后堕落为文化汉奸。
（2）书店：指北新书屋。是鲁迅在广州筹办的代售北新书局和未名社书籍的门市部；工作人员为许月平。鲁迅离开广州前，为将北新书屋存书全部转让给共和书局忙了几天。
（3）中大下半年不知如何，我疑心未必能维持现状：当时中大政治情况复杂。“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前是国共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之后，是国民党内部派系和本地人与外省人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例如汪精卫派的广东籍新军阀张发奎去中大讲演，蒋介石系的浙江籍的中大校长戴季陶、副校长朱家骅皆借故去港，避而不见。鲁迅洞悉中大内情，故说“我疑心
（下半年）未必能维持现状”。
（4）支持家：指李济深。见1927年7月12日信注（8）。
（5）“专心办学”而取“优游态度”：参见《鲁迅全集》第11卷570页致章廷谦信。
（《鲁迅研究动态》供稿）
附记：沧海遗珠喜获双
——再次发现鲁迅佚信两封
张挺　江小蕙
去年小蕙在遵照遗命处理父亲江绍原的藏书时，曾发现鲁迅先生的一封佚信，并写了一篇短文连同鲁迅先生墨迹一起发表在《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10期上，复经《人民日报》发表，颇引起海内外鲁迅研究工作者的注意。今年春节在京度假期间，我们又在尚未处理完毕的几千册书中发现了这两封见于鲁迅日记记载却不见于鲁迅书信集的佚信，不禁为之雀跃者再！
这两封信恰是写于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的广州，在研究鲁迅思想发展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从这短短的两封信中已可概言鲁迅的崇高的精神世界！首先是革命的大无畏精神。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白色恐怖中，鲁迅如暴风雨中的参天大树，巍然屹立，照样出去演讲，而且讲的是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正如鲁迅后来所说，“在广州之谈魏晋事，盖实有慨而言”（见1928年12月30日致陈浚信）。——曲折地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揭露和讽刺。这使我们联想起鲁迅在《唐宋传奇集·序例》的校毕题记中所表现的同样大无畏精神：“时大夜弥天，璧月澄照，饕蚊遥叹，余在广州。”但他决不“赤膊上阵”，而是采取“壕堑战术”。其次是鲁迅的洞察力。从这两封信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山大学和国民党内部的复杂的派系斗争以及知识分子的复杂心态，可以说是洞若观火！至于对后辈——如江绍原、汪馥泉
（汪后投敌是另一回事）在学术上和事业上的关怀与扶持，更是鲁迅的一贯精神，无庸赘言。
文化遗产，举世之珍，不敢自秘；特缀数语，将两封佚信连同鲁迅先生1927年8月17日信的手迹一并交《大地》副刊发表。一方面用以纪念鲁迅先生逝世53周年，一方面作为珍贵的原始资料提供给海内外鲁迅研究工作者参考。
1989、8、19、于青岛
（《鲁迅研究动态》供稿，本报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