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山”记 [复制链接]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搬“山”记
　　本报记者　艾笑
现在，北京一年的生活垃圾有300万吨，堆起来约2座景山大。三环路以外被垃圾侵占的土地，已由1984年的7000多亩增至万亩。不经任何处理的垃圾，直接污染城市的空气、土壤、水质，并造成环境卫生工作的一系列难题。据测算，按目前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平均年递增10.6％计，2000年北京市的生活垃圾量将达500万吨。没有人可以不产生垃圾，而处理这些垃圾山却决非易事。美丽的首都，依靠一批当代愚公搬山不止……
动乱给环卫职工添了多少事？
今年5月，天安门广场突然涌进成千上万的人。安营扎寨、吃喝拉撒睡。这场世人瞩目的动乱，给那块几十年来都洁净如洗的地方留下的麻烦，也许还鲜为人知。北京市环卫局薛宝义处长告诉记者：这一个月里，仅广场就投入了1万多人次的劳力，清扫出垃圾4000多吨、污水5000多吨、粪便200多吨。那些日子，每次游行队伍一过，地上就一片狼藉。白天交通阻塞，清扫工人就整夜清运，为的是保住万众心目中首都街景的光洁形象。只有1.7万人的北京市环卫队伍，工作量突然增加了4倍，只好加班加点，有时一天干16个小时。薛宝义这一个月下来，他整整掉了8公斤肉！
眼下，还需要愚公搬“山”
当今，污染已成全球最头痛的公害，垃圾则是造成污染的原因之一。清洁和卫生已成为旅游者评价一个国家或一个城市的重要标志。
北京也没有例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北京市的垃圾状况已经发生很大变化。量在迅速增加，1980年时138.6万吨，1983年增至193.2万吨，到1987年又增到256.7万吨。导致垃圾量迅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城市规模扩大、流动人口增加和居民消费水平提高。质的变化表现在，原占70—80％灰土渣含量减少至50％以下，食品等有机物含量增加很快。不及时清运处理这些垃圾，后果是难以想象的。
传统的生活垃圾处理方法主要有焚烧法、填埋法、堆肥法等。焚烧法效果最好，但投资大、处理费用高；填埋法虽投资少费用低、但需占用大面积土地；堆肥法投资和费用都低，占用土地也少，还能发展综合利用，使有机物还田有利于自然生态的良性循环，比较适合我国国情。为此，北京市在近郊建了8个垃圾转运站，远郊建了7个垃圾填埋场和4个垃圾堆放场。眼下，居民生活垃圾的消纳，就由各居民区先运到转运站，再从转运站运到填埋场或堆放场。北京市城区的居民只知自家每天扔掉的垃圾有环卫人员负责清除，却不知每吨垃圾还要花12多元钱才能倒腾到郊外，一年光运费国家就要花掉3000多万元。
“垃圾楼”引出几多风波
7月26日，在海淀区万泉河路芙蓉里居民区，薛宝义指着一幢白色二层小楼让记者看——伫立在鳞次栉比的高楼中间它可真是太别致了！不一会，我们就看到一位保洁员推着小车走来，轻松地一撬车把，一车垃圾就倒进卧在水泥槽里的一个足有6.5立方米的集装箱里。待封闭得严严实实的集装箱装满后，就用安在二楼上的电葫芦吊到大卡车上拉往转运站，干净无味，不撒不漏，省劲便当，真好！
薛宝义说：“这个建筑叫密闭式集装箱垃圾站，俗称‘垃圾楼’。这是继50年代初的摇铃倒土、60年代中的地撮站（居民把垃圾倒到指定路边，由清洁工人撮到敞篷车里拉走）、70年代初的地下电动垃圾台、70年代末的垃圾筒之后，垃圾收运方式的又一次重大革新。一座占地100—150平方米的垃圾楼，可代替二三百个垃圾筒（占地约400平方米，每个筒需用1.5厘米钢板0.12吨、使用寿命只3年，现在全市正在使用的垃圾筒6万多个），能大大减轻环境污染，也不扰民。
“那就赶紧在全市推广不好吗？”
回答却是：“没那么简单！”比如，谁都认为前门外煤市街上又碍事、又显眼的垃圾筒站早就该改成垃圾楼了，可等款料筹齐、拆迁挪树都安排就绪时，突然在群众中有个别人提出异议，事情一撂就三年，原计划16万元就能建成的，现在60万元还没能动工。有家企业不好出面反对这类社会公益事业，就任其家属老太太出面纠缠。类似的风波随着垃圾楼的选址在全市增加，人们一边不断抱怨垃圾站远不方便，一边又断然拒绝在自己家附近建站。这可怎么好？
京郊农民爆出的冷门
7月23日，星期日，大暑。这天，冒着瓢泼大雨，海淀区副区长赵知敬带上主管全区计划、规划、供水、电力、交通、环卫、房管等10方面工作的负责人到海淀乡六郎庄村现场办公。5000多口人的六郎庄坐落在颐和园东墙外，这里以种水稻为业的农民整天和中外游客打头碰面，见多识广。眼看亚运会一天天逼近，颐和园是众多外宾必到之处，他们村自然是必经之地，村民们主动提出整顿村容给首都市容添光彩。计划里有一项自筹资金7万元请区政府帮助建一座垃圾楼的打算。赵知敬得知消息十分高兴，立即拨款8万元给予支持，现场办公中把所有需协调配合的环节都一一安排妥当，保证3个月完工投产。这次现场办公以后，出现了一串连锁反应：海淀区由农民集资修建的垃圾楼又多了3座，公厕也多了10个。
又是农民的创造
从崇文门向南行30公里，来到一个叫小武基的堆肥场。刚下过雨，7月的骄阳一晒，这块不毛之地就蒸腾起令人难耐的臭气。薛宝义叮嘱“少说话”，可偏偏记者此时的感慨颇多。果然，刚张口一只苍蝇就飞进嘴里。再看在一座座垃圾山里干活的工人，个个平静如常。
城区运来的生活垃圾在这里自然堆放半年，经70摄氏度的腐烂发酵和掺兑粪稀，70％都可以用于农田。这样处理1吨成本要花7元钱，而卖给农民只收4元，还管送到地里。精明的农民蜂拥而至。东郊大黄庄北白家楼村有个100亩的废水坑，开明的主事人1986年接纳了4000卡车居民垃圾，把它填平。第二年开始在上面种小麦，亩产竟达到400多公斤。
薛宝义说：“用焚烧法处理生活垃圾，每吨成本50元，我们的国力可望不可即。其实，近年来的生活垃圾结构已发生很大变化，尤其夏季，灰渣量已降至30％以下。我们请了外国垃圾处理专家来提建议，他们都说这种回归大自然的办法好，中国的自然生态还没有完全被破坏，不要走发达国家的老路！”
在垃圾场上回首，一泓碧水映入眼帘，池中的荷花绿掌托粉拳，金红的鲤鱼在戏水。第一清洁车辆厂孙传福厂长和唐文福副厂长解释道：“干我们这行的工作条件太差，我们就利用闲地挖了这池塘。累了在池边坐坐调剂调剂，莲藕和鱼偶尔改善改善伙食……”
对这些可敬可爱的人，是不是应该给予更多的关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