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先驱李大钊 [复制链接]

第4版(综合)
专栏：

纪念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先驱李大钊
胡乔木
今天是李大钊同志100周年诞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北京市委、中共河北省委、北京大学等单位在这里联合举办李大钊学术讨论会，以纪念这位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探讨历史对他和他对历史的影响，学习他作为爱国家、革命家、教育家、学者、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坚定立场、热烈心肠、谨严态度和高风亮节，是很有意义的。我代表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热烈祝贺这次学术讨论会的召开，并向到会的中外专家、学者表示亲切的问候。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他最早在中国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积极参加和指导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教育团结了包括毛泽东、周恩来等一大批革命青年，引导他们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随后与陈独秀、毛泽东等一起发起和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他是党的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当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还很弱小，斗争环境非常艰苦。为了共产主义的崇高事业，李大钊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队官兵、少数民族等各条战线上奋力开拓，卓著成效；并积极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在北方15个省市发展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组织和工作。他也继续在教育和学术的岗位上耕耘不辍，而以所得的收入来支持革命运动，资助穷苦学生。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逮捕。北方的反动派对李恨入骨髓，主张处以极刑，背叛后的蒋介石也密电张“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这样，我们的伟大先驱李大钊终于在4月28日被处绞刑，牺牲时年距38周岁还少6个月。
从那时以来，60多年过去了，我们的国家已经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李大钊等先驱播下的共产主义真理的种子，已经在中国的大地上生长、开花和结果了。当然我们还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毕竟毫无疑问，这是共产主义的起点，这对于我们和我们的敌人都是明白的。今天，我们虽然远离了他生活的时代，但依然感到他短促的生命的伟大，依然感到他的历史眼光的深远、思想价值的珍贵和革命道德的崇高。
自古以来，中国的优秀知识分子就有关心国家命运的传统。他们以天下为己任，提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李大钊是继承和发展了这个传统的。他在十六七岁时，痛感日俄战争以中国领土为争夺对象和战场，国势危急，生民涂炭，发愤献身救国事业。他决定改名耆年为大钊，改字寿昌为守常，就是自己对自己永恒鞭策，不求长寿，而求终身为奋斗不懈、坚持原则的志士仁人的表现。他在《狱中自述》中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①他的爱国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他对祖国的炽烈的爱是同他对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命运的真切关怀结合在一起的。前期新文化运动的参加者中，不少人以个性解放的思想来否定三纲五常这类伦理原则，他们在反对旧道德、旧文化的斗争中起过积极作用，但他们并没有对广大人民的深广而久远的痛苦表示深切的同情，没有对群众的革命发动表示应有的期待。他们攻击旧制度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是相当狭隘的。李大钊则不同。他对“农失其田，工失其业，商失其源”的黑暗现实感到哀痛和忧虑②。他是以人民大众代言人的身份来揭发旧制度的祸害并投身于争取变革的斗争的。他认定，“光明缉熙之运，惟待吾民之意志造之，惟赖吾民之实力辟之”③。他对于人民群众的直接行动抱有强烈的希望和坚定的信念。
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中国的先进分子曾经努力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李大钊也曾经是一个真诚的民主主义者，希望通过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中国走向独立和富强。从爱国的立场出发，经过民主主义而走向共产主义，这是当时许多先进分子所走过的共同的道路。问题在于，为什么不是别人，正是李大钊最早抛弃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并为中国选择社会主义新方向的呢？我想，这与他早期思想中的如下两个特点有直接的联系。其一，他在为中国选择道路时，是以它能否导致人民的幸福和解放为弃取标准的。他感到，辛亥以后所建立的民国，名实极不相符，“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④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更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指出“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⑤。这样，即使在作为民主主义者的时候，他已经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采取某种怀疑和保留的态度了。他在1916年6月曾说过：“代议政治虽今犹在试验之中，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⑥这种怀疑论，正如列宁在评论赫尔岑时所指出的，乃是“从‘超阶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幻想到无产阶级严峻的、不屈不挠的、不可战胜的阶级斗争的转化形式”⑦。其二，他的思想中较早地具有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因素。他强调，人们的认识必须“据乎事实”，论事析理，“求其真实之境”⑧；他认为，宇宙间充满着矛盾，正是这种矛盾的斗争推动着事物的变化。从这种观点出发，他从不固执成见。他相信社会是前进的，新事物肯定会比旧事物优胜。他在对西方代议政治表示怀疑的同时，就确信起而代之者必定是更为优胜的制度。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独具慧眼，比同时代人更早地看到这个革命的胜利乃是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看到社会主义的兴起乃是时代的潮流，认定它将带来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尽管他接触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并不是最早的，但他最早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划清界限，成了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李大钊一开始就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
首先，他重视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研究，力求全面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把握它的革命的实质和核心。《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就介绍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说和经济论，可以说是中国第一篇比较系统地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作品。文章指出，“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马克思的上述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⑨。由于当时的中国，首要的任务是进行革命，他特别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是很自然的。
其次，他初步提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当他还是一个民主主义者的时候，他就讲过正确认识中国国情的重要，认为考虑中国的问题，是不能“置吾国情于不顾”⑩的。这里的国情，既是指“近今之国情”，也是指“往昔之国情”，即历史?。他认为，这个国情问题，不可求于外人，“不可与客卿谋”?。在前期新文化运动中，他在揭露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相矛盾的同时，并没有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取全盘否定的态度。相反地，他正是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的继承者。他认为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各有短长，建设世界的新文明，并不是要全盘西化，并不是要全盘否定中国传统，而应是东西文明各
“以异派之所长补本身之所短”?。他曾著文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和民族悲观主义，表示“深信吾民族可以复活，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之大贡献”?。他从世界文化发展史的角度考察俄罗斯文明，认为它“实兼欧亚之特质而并有之”，“世界中将来能创造一兼东西文明特质，欧亚民族天才之世界的新文明者，盖舍俄罗斯人莫属。”?这也正是他主张对于俄国十月革命应“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主张中国革命要走俄国人的路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重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情况下的实际运用，这不仅说明他对马克思主义这个科学世界观的正确理解，而且是他上述思想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我们接受某一学者的学说时，“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他指导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当时就组织过“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的辩论，并由他担任评判员；还开展过“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弱小民族掠夺之实况——特别注意于中国”这类实际性的专题研究。他认为，社会主义“原有适应实际的可能性”?，当人们“用以为实际的运动”时，它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即在运用中得到发展。应当说，这些思想，是相当精彩的。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中，他就提出这些思想，更属难能可贵。把这种宝贵的思想说成实用主义，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再次，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绝大功绩，就是指明“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他不仅重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先锋作用，直接从事工人运动；而且重视农民在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积极发动和组织农民斗争。在他开始向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时，他就写过《青年与农村》一文，认为只有把黑暗的农村变成光明的农村，中国的民主主义才算有了根柢和泉源，因而号召革命的青年到民间去、到农村去。后来，他在《土地与农民》等文中，更对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与革命者深入农村的必要性等作过相当深入的论述。他说过，革命者要关心水深火热中“倒卧着几千百万倒悬待解的农民”，要“去导引他们走出这个陷溺，转入光明的道路”。?国外很有些学者据此认为李大钊和后来的毛泽东的思想具有民粹主义色彩，国内也有人响应这种观点。事实上，李大钊尽管曾经赞赏俄国民粹派“到民间去”的口号，但与俄国的民粹派不同，他并没有认为农民是天然的社会主义者。如果考虑到中国革命首先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而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正是农民问题，那么，我们就应当承认，李大钊重视农民，号召革命者到农村去，这正是他为把马克思主义正确地运用于中国的实际所作的努力的一部分。毛泽东的情况也是如此。
李大钊原本是一个学者。他是通过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走上革命道路的。当他成为一个革命者以后，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了革命斗争。他不仅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而且，在党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统一战线工作、军事工作、少数民族工作等几乎所有的战线上，都活跃着他的不知疲倦的身影，都留下了他的辉耀史册的业绩。从开始进行建党活动到最后牺牲，仅只七八年的时间。在这样短暂的时间里，他竟然为中国人民、为党的事业作出了那么巨大的、多方面的贡献，这不能不令人惊叹和感佩。
但是，作为革命家的李大钊，仍然不失学者的本色。建党以后，他还一直担任北京大学的教授，在哲学、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里进行着辛勤的劳作。他是中国第一个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察社会、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又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写过《史学要论》等一系列历史理论著作。在其它学科领域，他也作了不少开创性的工作。他还是一个文学家，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诗文。他的文章风格挺拔，笔力雄健，议论纵横，充满激情。王森然在30年代写的《近代二十家评传》一书便说，他编辑《新青年》杂志时，“以矫激之笔致，犀利之文词，中国新文坛气势为之大昂”?。他去世后，一部分遗文被李乐光等冒着生命危险收集并保存下来，周建人等也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着他的遗文的收集工作。作为一个拓荒者，他在思想文化领域中所进行的一些草创性工作自然不免粗糙，然而他在中国第一个用马克思主义指导革命和占领哲学、社会科学阵地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1933年，鲁迅在《〈守常全集〉题记》中就说过，一切死的和活的骗子的一迭迭集子，已在倒塌下来，连商人也“不顾血本”的只收二三折了，然而“他的遗文却将永住，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
李大钊的气节和操守是非常崇高的。在他的身上，凝结着中华民族的许多美德，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这一切更得到了升华，达到了新的高度。他为人忠厚、谦和、质朴，为士林所公认。同时，他又有很强的原则性。在危急关头，从不退避，总是挺身而出。在遭敌人通缉时，亲友们曾劝他离开北京，他为了工作，坚持留下。被捕以后，面对敌人的酷刑，他不仅严守党的秘密，而且独力承担全部责任，竭力掩护和解救同时被捕的青年。在狱20余日，绝口不提家事。他的牺牲是很壮烈的，真正是从容就义，视死如归。他一生自奉俭约，生活刻苦。他把大部分收入用于党的事业，用于接济他人，以至北京大学发薪水时不得不预先扣下一部分直接交于他的夫人，以免他的家庭断炊。他“生时仅可供家食，殁后则一贫若洗，棺椁衣衾，皆为友助。”?他确实处处可以为人之楷模。正因为如此，不管是同志、朋友还是敌人，对他的人品，没有不佩服的。凡是与他接触过的人，都给予他极高的评价。在五四时期，即有人写诗赞扬他与陈独秀是“双悬照古今”的“日月”?，毛泽东也说他们“两人都是当时中国知识界最出色的领导人”?。他与孙中山接触后，孙中山说他“是他的真正的革命同志”，是他“特别钦佩和尊敬”?的人。一些同时代人也说他是“宅心长厚之良友”?，是“现代中国的一个完人”，“不论他的思想，他的行动，他的为人，他的待友处家，都是无可訾议的”?。
李大钊曾亲笔书写过一幅对联送给友人，就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幅对联的原作者是明朝的杨继盛，原文是
“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杨继盛也是河北人，嘉靖进士，曾任兵部员外郎，因弹劾奸相严嵩下狱，受尽酷刑后被杀，是明朝的著名志士。李大钊特地选择这幅对联，说明了他对杨继盛等古代仁人志士的景仰。他将原联中的“辣”字改为“妙”字，也使这幅对联别具韵味。这幅对联，可以说是李大钊一生的生动概括和真实写照。有人借这幅对联把李大钊称为“道德文章之楷模”，他确是当之无愧。1933年，即在李大钊就义6年后，他的生前好友，北京大学教授王烈、何基鸿、沈尹默、沈兼士、周作人、胡适、马裕藻、马衡、傅斯年、蒋梦麟、樊际昌、刘复、钱玄同等，为公葬这位英烈募资立碑。刘复撰写的碑文称李大钊“理致谨严，思度宏远，见者称道”；“温良长厚，处己以约，接物以诚，为学不疲，诲人不倦，是以从游日众，名满域中”。这说明在学者当中，无论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如何，都不能不承认李大钊的思想和人格的伟大。
我们今天纪念李大钊，要学习他的革命气概和高尚品质，学习他的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大公无私，自强不息，继承和发展他的思想遗产，从中汲取强大的精神力量。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同时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了与资本主义列强对我颠覆演变的野心坚决周旋到底，这是尤其重要的。
这里我想指出，共产主义先驱李大钊的名字是与北京大学分不开的。他的革命活动是从北大的“红楼”、北大图书馆开始的。他在北大指导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一开始就得到了校长蔡元培的支持。被李大钊和他的学生们定名的“亢慕义斋”（即共产主义斋），就是蔡元培为研究会专门提供作为活动场所的两间房子。当时国内后来成为共产主义者的革命青年，很多都是这个研究会的会员或通讯会员。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最初成员，大多数也是北大的学生和教师。可见，北京大学不仅有伟大的爱国民主主义者和教育家蔡元培的传统，而且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家李大钊的传统，有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形成共产主义主要发祥地之一的传统。这个传统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在抗美反蒋斗争中，都曾发出过夺目的光辉。新中国成立以后，北京大学得到空前的发展，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教学和科研方面都达到新的规模和水平。这之间也经历了一些令人痛心的曲折。无论如何，北京大学的光荣革命传统是不可动摇的。今天，北京大学成为举办这次学术讨论会的发起单位之一，讨论会本身就在北京大学举行，是理所当然的。无论就历史地位和现实责任说，我相信，北京大学的师生今后一定会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关怀之下，把蔡元培、李大钊等创立的革命传统坚守不渝，发扬光大。
像李大钊这样重要的历史人物，他们的历史本身，就是党的历史的一部分。我们应当联系当时的历史环境对他们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作出客观的评价。我们越是实事求是地评价党史上的人物，越是如实地写出他们的思想、活动及其特点，我们的党史就越是真实、生动，越是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近年来，史学界对李大钊的研究呈现出一派蓬勃兴旺的景象。我希望，这次学术讨论会将会把对李大钊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注：①《李大钊文集》（下），第893页。
②《李大钊文集》（上），第6页。
③《李大钊文集》（上），第140页。
④《李大钊文集》（上），第4页。
⑤《李大钊文集》（上），第565页。
⑥《李大钊文集》（上），第168页。
⑦《列宁选集》第2卷第418页。
⑧《李大钊文集》（上），第446页。
⑨《李大钊文集》（下），第50页。
⑩《李大钊文集》（上），第55页。
?《李大钊文集》（上），第113页。
?《李大钊文集》（上），第110页。
?《李大钊文集》（上），第571页。
?《李大钊文集》（上），第562页。
?《李大钊文集》（上），第574—575页。
?《李大钊文集》（上），第575页。
?《李大钊文集》（下），第68页。
?《李大钊文集》（下），第69页。
?《李大钊文集》（下），第711页。
?《李大钊文集》（下），第34页。
?《李大钊文集》（下），第34页。
?《李大钊文集》（下），第64页。
?《李大钊文集》（下），第877页。
?王森然《李大钊先生评传》，见《李大钊研究论文集》上册，
第45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见《鲁迅全集》第4卷《南腔北调集》。
?同?，第46页。
?罗章龙《亢斋回忆录》，见《回忆李大钊》第35页。人民出版
社1980年版。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40页。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
?宋庆龄《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见《宋庆龄选集》
第465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章士钊《我所知道的守常》，见《回忆李大钊》第146页。
?张申府《忆守常》，见《回忆李大钊》第61页。
?贾芝《铁肩担道义》，《人民日报》1957年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