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宾雁反动面目的大暴露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刘宾雁反动面目的大暴露
郭帆
1987年初，刘宾雁因严重违反党章、党纪和党的决议，攻击四项基本原则，诋毁中国共产党，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代表人物，被党组织开除出党。1988年3月，刘宾雁接受美国提供的尼曼奖学金，带着妻子飞往大洋彼岸，在哈佛大学作为期一年的进修和讲学。今年春夏，他在北京发生学潮到动乱到反革命暴乱的前前后后，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乱以后，他东奔西跑、声嘶力竭地反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还勾结叛逃国外的严家其、万润南、吾尔开希之流发起成立反动组织“民主中国阵线”，从而把他自己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动乱之前：呼风唤雨
一年多来，刘宾雁以中国作家、老记者、留美“学者”的身份，奔波于美国东部、西部以及香港、波恩、巴黎、伦敦各地，广为结交海外各种势力，特别是新闻舆论界人士和华人知识分子，不时发表演讲、文章、谈话和答记者问，竟成为西方及海外一些传播媒介不可多得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新闻人物”和“消息来源”。
刘宾雁顽固坚持其多年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到了国外，更加肆无忌惮。去年4月，他在《洛杉矶时报》发表文章，宣扬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要求国内搞“民间办报”，反对中国共产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新闻体制和指导方针，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争夺舆论阵地。6月，他在一次座谈会上发表的“关于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谈话，为香港《百姓》半月刊全文连载，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他宣称我国社会主义的“民主模式和制度失败了”，鼓吹要用“三权分立”的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取而代之，并且说：“从1949年以来，我们犯了一个巨大的、战略上的错误，就是要跟资本主义一刀两断”，等等。
从去年秋季开始，刘宾雁对国内政治问题说三道四的调子明显地变了，“火药味”变浓了。其中的奥妙就在于他以其特有的政治敏感，摸着了国内小气候和国际大气候的风向。
去年9月下旬，刘宾雁在哈佛大学讲演，断言中国的经济改革“不会有成功的可能”，胡说“中共官僚集团”是中国大陆无法进步的根本原因。10月30日，他到纽约市立大学皇后学院发表演讲，公然煽动说“中国大陆可能会发生一场比文化大革命更大、更激烈的动乱。”台湾“自由中国之声”电台以刘宾雁的这次讲话为题发表一篇评论，向大陆发出心战攻势。评论说，对于刘宾雁的看法，西方许多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都表示支持。他们认为，即将来临的乃是一场以中共为对象的新的“社会革命”。这家反共心战电台还叫嚷什么要“把握时机”，迎接“新时代”的来临。
去年11月，刘宾雁在波恩接受联邦德国《世界报》记者采访，在回答创作自由问题时借题发挥，诬蔑中国“直到今天还是没有言论自由”，宣称要通过对中国现行制度的“变革”，指望能出现“第二个政党”。12月初，他到美国马里兰大学对海峡两岸的留美学生作讲演，评论所谓“中共的兴亡和中国的前途”。他无视我国十年改革的伟大成果，说改革“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原因是所谓中国“政治制度不合理”，叫嚷要取消作为我国立国之本的四项基本原则，竟然说“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共宪法的前言，没有法律效力。一切纸上的东西都是可以改变的”。他胡说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并指责毛泽东思想的“为害之烈”。他甚至公然声称，不反对“以暴力的方式”达到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的目标。讲演结束后，刘宾雁主动向《香港时报》记者表示，台湾的“民主化”对他敢于在国外公开批评中共有很大影响，说台湾是大陆的一面镜子，他有意访问台湾，但不急着去，还是让方励之先去吧。
刘宾雁的上述两次鼓噪，都搬出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模式和价值观念来攻击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他所谓的“民主政治”不过是议会民主、多党制之类西方政治模式的代名词，而他鼓吹的“民主化”，实质是要把中国变成资产阶级共和国，重新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附庸。
今年年初，刘宾雁又配合方励之等人演出一场要求实施大赦，释放严重触犯刑律的魏京生等所谓“政治犯”的闹剧。他们在国外一些政治势力的支持下，选择美国总统访华的时机，借“人权”问题发难，挑起事端，胁迫我国政府。1月6日，方励之发出致邓小平的公开信，要求释放“政治犯”，释放魏京生。1月28日，方励之在“新启蒙沙龙”集会上煽动说，“现在中国主要是人权问题，需要行动”，“要对当局采取完全批判、彻底批判的态度”。2月16日，“中国民联”成员陈军在北京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广为散发方励之致邓小平的信以及陈军等33人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共中央的信。2月17日，方励之和海外华人知识分子53人联名在美国发表《敦促中国大陆民主改革宣言》，其中包括释放“政治犯”、删除刑法中“反革命罪”的条文。2月20日，刘宾雁在美国发表事先起草好的《答〈华侨日报〉记者问》，对方励之、陈军等人的行为予以支持。
接着，刘宾雁还同方励之合演了另一出戏。2月19日美国总统访华，刘宾雁通过当天《纽约时报》的一篇专访，责怪美国政府在中国大陆“政治犯”问题上“未如对苏联一样提出抗议”，说“如认为中国的人权无关紧要的话，实是一种侮辱。”几天以后，方励之也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他从北京发出的一篇文章，埋怨美国政治活动家对苏联、东欧国家的人权问题公开表示关注，而对中国“只是嘴上说几句，几乎没有采取行动”。两人一前一后借助美国舆论工具，以同一个腔调责怪美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对我国的内政还干预得不够，而为美国拿“人权外交”干涉中国内政张目。
　这出有刘宾雁参加的“人权”闹剧，不过是方励之等人预谋的今年一连串寻机闹事计划中的第一张“牌”。台湾《联合报》2月23日的一篇文章说：“纽约发宣言，北京公开信，神州风雷动，民主浪潮涌！”这恰好说明，今年春夏之交的一场政治动乱在其酝酿阶段，就表现出国内外、海内外相互策应相互配合的鲜明特点。
今年3月，刘宾雁在哈佛大学作系列报告。他在美国大学的讲坛上不断发出对我们党和社会主义祖国大肆攻击和辱骂的声音，什么中国共产党“独裁”呀，40年来不断加强“专制统治”呀，已经“完全失败了”呀，什么10年改革“耗尽了中国的经济”呀，等等。刘宾雁的这些污言秽语都通过《美国之音》的电波传来中国，与北京一些大学里当时已经出现的大量大小字报和集会上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调子相呼应。
动乱期间：摇旗呐喊
4月15日，胡耀邦同志猝然逝世，一场酝酿已久的学潮和动乱提前爆发了。动乱的组织策划者以“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平反”作为“突破口”，提出了包括“议会制”、“多党制”、“私有制”在内的反动政治纲领。在具体要求上，有人点名要“为方励之、刘宾雁平反”，还有“新闻自由”、“民间办报”等。在美国呼风唤雨多时的刘宾雁，对学潮和动乱迅速作出反应：“大陆的学生示威使我觉得鼓舞”，“可喜可贺！”
4月16日，刘宾雁掩盖不住他急于推翻我国合法政府而利令智昏的心态，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电视采访时说：“李鹏政府两三天内就会倒台”。三天以后他发现自己“错误估计”了形势，便跑到“促进中国民主化联络组”组织的一个集会上发出煽动性的狂叫：“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在大陆上那么糟过，中华民族已遭到严重危机”。“一个没有什么指望的环境将逼得老百姓奋起……”据刘宾雁自述，他曾经三次决定要回国直接插手动乱，4月高潮时国内“朋友”打电话催他回国是第一次，5月学生开始绝食后是第二次，后来又有第三次。“但三次决定都改变了”。老谋深算的刘宾雁终于没有回国，而是留在国外充当国际反动势力的喉舌，为动乱和暴乱煽风点火，擂鼓呐喊。
4月下旬刘宾雁在纽约连续参加几个座谈会。他的谈话，后来为反动刊物《中国之春》选登。刘宾雁在那里咒骂说，中国共产党的“昏庸”、“腐败”已到了空前的程度，“如果中国的问题解决不好，将成为人类的包袱和累赘”。5月4日，他在《纽约时报》发表《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文章，说什么“中国大陆的混乱局面可能威胁到共产党本身的地位与存在”，表露了他窥测方向以求一逞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心理。
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后，动乱的组织策划者们万分恐慌，又决不甘心失败，加紧策划反革命暴乱，组织一支反动力量拚死一搏。刘宾雁这时候通过《美国之音》和港台报刊制造传播了大量谣言。如5月22、23日，《美国之音》播出了他在美国的评论说：“有100多个高级将领联名反对（戒严）这种错误决定……不承认李鹏政权，甚至称其为伪政府。”5月23日，香港《明报》报道：“刘宾雁昨日出席美国一所大学的人权研究会时，对一群中国留学生说，他相信邓小平迟早会迫令李鹏引退。他说，据他知道的官方高层消息，八个中央政府部包括外交部在内，以及几个省政府，已经表示拒绝向李鹏效忠。他又告诉学生，两天前辞职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将复出”。刘宾雁这些不高明的造谣伎俩只能暴露他用心之险恶。
5月28日，刘宾雁在台湾《中国时报》上抛出一篇《人民公敌的最后赌注》的反动文章，公然给北京的动乱摇旗呐喊，并煽动“中共党内的民主派或反对派”，“断然站立起来，和民间非党政治家一起，形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刘宾雁在这里把他誓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敌的反动本质暴露无遗。
反共反华的吹鼓手
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乱后，刘宾雁气急败坏，拚命地摇唇鼓舌，为西方世界掀起的一股反华浪潮推波助澜，成为国际反共反华大合唱中一只刺耳的高音喇叭。
刘宾雁多次接受美国传播媒介的访问，配合《美国之音》等宣传机器对我国开展的谣言和舆论攻势，竭力渲染“血洗天安门”之类的谣言，煽动一些西方公众和海外华人谴责和反对我国政府。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他6月18日至26日访问香港期间，充当国际反动势力反共反华的急先锋。
6月18日，他一到香港就公开宣布“自我流放”，声称将留在美国过流亡生活。他在香港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和其他公开场合，用极其恶毒的语言疯狂咒骂我党、政府和国家领导人，诅咒：“这个集团如不消灭，中国大陆就无法站立起来”，极力煽动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我国的合法政府。他一再鼓动共产党内的“民主派”公开地“独立出来”，与共产党“抗衡”并取而代之。什么是“民主派”呢？他说：“中国没有一个、也不准许有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以外的政党”，但“在中国有一个比较现实的、可以与共产党抗衡的力量，就是共产党内的民主派，或者叫健康力量，这在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次上都有，我本人在被开除以前，也曾经是这样一个分子。”真是一语道破，原来他所寄予希望的“反对派”、“反对党”力量，就是那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刘宾雁”们。
刘宾雁明目张胆地煽动分裂祖国，大肆叫嚷：“海外应当支持大陆出现分权自立的情况，以削弱中共统治集团的力量”，“假如有三个省能够自立，中国的民主斗士就有栖身之地，就有地方避难了。”
他还别有用心地挑拨香港和祖国内地的关系。6月22日，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姬鹏飞代表我国政府发表电视谈话，重申我国政府对港澳地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不变。6月25日，刘宾雁在香港公开说：“北京官员日前说‘不允许有人利用港澳作为颠覆中央人民政府的基地’，这就证明香港人做得很好，对他们构成了危险”。第二天，他怀着破坏祖国统一大业的险恶用心，在接受电视采访时又对香港同胞挑拨说：“香港在几个月以前没有成为所谓的反革命基地，难道中国政府对香港就是友好的吗？九七年后香港就会是安全的吗？”他还劝阻香港商人与大陆做生意，说什么“不要眼光短浅，只顾眼前几条小鱼！”
更有甚者，6月20日，刘宾雁向外国记者呼吁，要求西方各国对中国实行最严厉的经济制裁，停止贷款及贸易往来，并呼吁联合国对中国采取政治制裁措施。22日又公开指责日本政府同某些西方大国的做法有所不同，说日本“可恨”，并警告日本政府：“现在继续与中国做生意，就是继续犯罪，要追究责任。”这就完全暴露了刘宾雁不仅是个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而且是个背叛祖国的民族败类。
刘宾雁在香港十天的表演，博得台湾国民党当局和海外一些反动势力的连声喝彩。6月26日，台湾“内政部”宣布允许“大陆民运人士”赴台访问，台湾有关方面已拟定一份邀请在海外的“大陆民运人士”的参考名单，刘宾雁当然榜上有名。第二天香港《明报》刊出此条消息，标题是：“台接受民运人士入境，刘宾雁、严家其可优先”。
刘宾雁在香港期间就与当时叛逃到香港、被我公安机关通缉的刑事罪犯严家其、吾尔开希之流勾勾搭搭。7月13日，刘宾雁从美国专程飞往巴黎与严家其、吾尔开希、万润南这伙人会合，经过一番策划，他们于7月20日在巴黎共同发表一项倡议书，发起成立反动组织“民主中国阵线”，鼓吹要推翻中国政府，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刘宾雁在当天接受记者采访时公开叫嚣：“这一次失败了并不等于以后不采取这种方法，还可以用各种不同的形式。”
在国外和海外敌对势力的支持下，“民主中国阵线”的闹剧班子9月23日在巴黎粉墨登场。“成立会”一再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狂妄叫嚣要推翻中国政府，并公开要求台湾国民党向他们提供资助，甚至领导他们的反政府活动。当时正在英国活动的刘宾雁，特地从伦敦捎去一个录音讲话，表示“虽不能参加‘民阵’的领导工作，但仍将以自己的方式协助完成‘民阵’的使命。”
刘宾雁和严家其、吾尔开希之流的继续蹦跳，丝毫也影响不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国外敌对势力妄想把中国变为附庸的任何企图，国内敌对势力妄想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翻案或“卷土重来”的任何图谋，必将彻底破产。
忠于“和平演变”战略的马前卒
刘宾雁是一个颇有“名气”的人，被海外一些报刊称做“明星”、“中国社会的良心”。国内也有人吹捧他为名记者、名作家、思想家……。1985年，他发表《第二种忠诚》一文，宣扬一种所谓“富于批判精神”，敢于“批判”党组织直至党中央和毛泽东，“虽九死而不悔”的“最高忠诚”即“第二种忠诚”，海外曾刮起一阵“刘宾雁旋风”。
香港反动杂志《九十年代》1986年3月号上登过一篇题名《刘宾雁：中国的特异现象》的文章，评论说：“他从《人妖之间》开始到如今的《第二种忠诚》、《古堡今昔》，他‘鸣’了几年。比以前‘鸣’的更深刻、更辛辣、更彻底。……他已经是一个自觉而成熟的战士，很会利用气候和地形，在最有利的时刻，打出最有力的一击。”这两段话像是一面镜子，把刘宾雁的面目照得何等清楚！这些姑且不论，单说刘宾雁在《第二种忠诚》里使用假材料，把上海海运学院一个“文革”中的“造反派”、“四人帮”的残渣余孽，描绘、吹捧为“最坚定地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献身四化和改革”的“最高忠诚”的典型人物。此人名叫倪育贤，1986年初跑到美国，一到那里便发表了大量攻击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言论，以后成为“中国民联”成员，今年又追随王炳章之流搞起了另一个反动组织“中国民主党”。他是臭名昭著的《敦促中国大陆民主改革宣言》的发起人之一和征集签名的联系人。今年2月8日，他又在美国成立了“促进中国民主化联络组”。倪育贤用他的反动言行铁一般地证明了刘宾雁鼓吹的“第二种忠诚”到底是什么货色。
现在轮到刘宾雁本人。他背叛祖国、投靠海外反动势力以及他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种种恶劣行径，给他自己鼓吹的“第二种忠诚”作了最实际最清楚的注脚。人们对刘宾雁的评价只能是：忠于国际垄断资本“和平演变”战略的一个马前卒，忠于海内外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的一个吹鼓手，是中华民族的败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