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庆人的“干打垒精神” [复制链接]

第5版(国内专页（政治·法律）)
专栏：

大庆人的“干打垒精神”
新华社记者　祖伯光
1972年秋天。我曾来过大庆。当时住在指挥部，那不过是室内陈设稍好的“干打垒”。驱车行驶在广漠的油田，一排排低矮的“干打垒”，使我转得不知东南西北。如果没有井架，这里与东北的“大屯子”没什么两样。
十七年后，我看到的是新崛起的大庆市。昔日四等的萨尔图车站变得那么宽敞明亮，车站广场汽车、出租车穿梭如流，商店、个体商亭叫卖声不绝；市中心卡尔加里大道两旁，漂亮的楼房鳞次栉比。堪称全国之最的高257米的电视铁塔和颇具雄风的现代派雕塑，显示出大庆人的气魄。围绕市中心或远或近或疏或密的“卫星城”楼群，像海市蜃楼。
时代变迁了。当年大庆人引为光荣的“干打垒”精神还在吗？我寻觅着。
在大庆东风宾馆的豪华大厅，几个穿着时髦的青年人正在拍照。不远处舞厅传来优美的舞曲。我趋前问青年人，哪里还有“干打垒”？一位青年惊异地望望我说，市区的“干打垒”，早被当做棚户区改造了。你如果是考古学家，说不定在远郊还能找到断壁残墙。至于说当年的五大“标兵”、铁人王进喜早已去世；朱洪昌、段兴枝转战其他油田；薛国邦、马德仁也已年老退休了。
我特意拜访了薛国邦。他住在一幢两层小楼里，已非当年用一根棍支起的马架子房、“干打垒”所能比拟的。推开家门，电视机、录放机一应俱全。他正躺在沙发上休息。这位当年油田上第一个采油队长，得下的严重腰疼病在折磨着他。有时要挤公共汽车到很远的地方去按摩。他的老伴操一口浓重的甘肃话说：“这老头挺倔。我常劝他，在玉门苦，在大庆苦，你就不会要个小车去看病！”老薛说：“大家都很忙。车有公事。咱已不能为油田贡献什么了，还能老给领导添麻烦？”
在一处钻井队搬家现场，我遇上一位老司机。他从会战开始已整整在前线奋斗了30年。抚今追昔，他感慨地说：“我现在已住上了三室一厅的楼房。可每次路过我住过的‘干打垒’，总要去瞧瞧。”在场的几位老师傅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住“干打垒”盼改善，改善了又想“干打垒”。
在离市区几十公里外，有一个采油四厂。这个厂年产800多万吨原油。居民小区内，漂亮的办公楼、招待所、宿舍楼，美丽的公园，给人印象是“富得流油”。可就在楼群旁有个“破大家”，堆放着废旧的电机、阀门、管线、电缆、电器，人称“编外仓库”，是一矿的维修队。矿长宋日新介绍说，这些破铜烂铁，每年能捣腾十几万元。在一间简易的平房里，我见到了“老会战”孙祥贵队长。他说：“大庆是富了。可不该花的钱就是一分钱也不能花。什么叫废？一个锯条没牙才叫废。干我们这一行，头不能扬着走，看到地上有一根钉子一个螺丝疙瘩也得捡起来。废料堆不翻腾几十遍就不能当废料拉走。”30年来，他在这个岗位上像过日子一样，每天总是早来转一圈，最后一个收工。在他无声的影响下，全队十几个年轻的班长都是这个作风。
杏树岗第一联合站年轻的站长翟秋平，向我讲了一件令人深思的事：站上的任务是让油水分离，这要加很贵的破乳剂。“老会战”们加破乳剂不忍让桶里的残液浪费，每次加温涮桶节约一公斤，一人一年节约300多公斤。有文化的青年人在“老会战”精神鼓舞下，用3个月的时间试验成功了“正交试验法”，每年可节约36吨破乳剂，价值近20万元。“老会战”郭宗明高兴得像个孩子：“你们有文化搞大的，我没文化搞小的。这桶我还得涮！”青年们在问卷调查“你最崇敬的人”一栏中，还是写上了3个“老会战”的名字。
在宾馆住地，大庆同行让我看过几张彩照。最初我以为是油塑或南方的根雕。细看有人的眼睛。他告诉我这就是井下作业工人，是个很漂亮的小伙子。他不忍心发这样的作品，怕出现“石油工人一声吼，找个老婆没户口”。
彩照促使我去见那些“油塑泥雕”的青年。
在铁人王进喜生前所在的1205钻井队，生活条件比我17年前所见已大为改观，有了空调和洗澡间。钻机是从国外引进的，再不用人拉肩扛了。党支部书记李银生对我说，条件是改善了，但野外作业仍然艰苦。夏天蚊虫多，钻工们要用泥浆把脸糊上，像个泥猴子。遇上下雨衣服全湿透，不等干就得穿上倒班。这些连铁人面也没见着的青年人刚来时兴冲冲，几个月下来小白脸变成茶蛋色，没那时帅了。但有铁人精神，有铁人的老传统，集体团结和谐。
第12任铁人队队长申冠，正忙着指挥吊装。他在隆隆声中告诉我，我们队的青年人既讲传统又讲创新。天下雨道路泥泞，拉运器材的汽车放在几里以外，还得争分夺秒人拉肩扛。从1985年起我们夺得石油部金牌三连冠，今年又跨入国家双文明一级队行列。
在被人称为“油田医生”的井下作业公司，我见到了三大队的党委书记秦兆祥。他提供了这样的数字：全公司3968名青年工人有70％战斗在第一线，为祖国献石油甘当“油塑”。冬季修井油喷到身上马上冻硬了。进屋你敲我，我敲你，棉裤打不了弯，幽默地形容自己是“油桶、油脑、油脖子，腰里夹着油饭盒子”。这样艰苦的工作，很少有人要求调离。他们找对象也不难。因为姑娘们崇拜勇于拚搏的男子汉。
在大庆的日子里，我没有寻觅到当年的“干打垒”，但庆幸地找到最宝贵的东西：大庆人的“干打垒精神”。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