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生动的爱国主义教材——《中国近代史新编》评介 [复制链接]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一部生动的爱国主义教材
——《中国近代史新编》评介
乔还田
近代中国八十年的历史是用血和泪汇成的。它将告诉人们，在此期间，帝国主义是如何用火和剑把我们的祖国逼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苦难深渊的，而众多的炎黄子孙又是怎样在屈辱中奋起，在悲愤中战斗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部真实的近代史，便是一部生动的爱国主义教材。
苑书义、陈振江、乔志强等教授长期执教于大学讲坛，对中国近代社会的演进规律及其特点形成了一些系统的看法。他们合著的《中国近代史新编》于1981和1986年出版上、中册后，曾受到学术界的好评。不少读者盼望下册能够早日问世。现在，经过三个春秋的辛勤耕耘，五十余万言的下册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依我看，这部已出齐的学术专著，至少有下述几个特点值得称道。
首先是能够不囿陈说，勇于探索，力争发他人未发之言，或发他人有所言而未尽之言。比如，通过对清代闭关政策的深入分析，作者否定了过去人们把清政府对外国商人的限制条例当作闭关政策的主要内容这一习惯说法；而认为清政府对外商的严格限制仅仅是闭关政府的一个侧面，闭关政策的核心是对国内实行的一系列经济文化政策，如限制国产货物出口，禁止中国史书出洋，不加分析地视西方制造品为“奇技淫巧”，等等。作者还进一步指出，正是这些政策的施行，严重阻碍了我国社会经济和科学文化的发展，从而造成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又如，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以往同类著作多持贬斥态度，断言它是一场反动的卖国的运动，其作用在于阻碍了民族资本的发展，加快了中国沦向半殖民地化。本书则通过综合考察，说明洋务派创办的各种新式企业和西式学堂是一种开山辟路的社会实践活动，这些企业和学堂的出现，“为中国近代工交企业的发展打下了初步基础，为西学的传播和中国科技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为我国近代工业的发展积累了科技资料和造就了一批技术力量。”作者认为，“洋务运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但它所建立的近代化工矿交通业却加速了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开始沟通了个体农民与近代工矿企业的联系，促进了中国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形成。这就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其次是能够探赜索隐，以分析深入见长。以对维新时期强学会的分析为例：当时京、沪两地的强学会并非由清一色的维新派人士组成，而是既有帝党分子，又有洋务派厕身其间，但以往论者多不曾深入考察过这种较为复杂的内部派系关系。本书作者则能探幽索微，通过对入会者逐个考察，阐明强学会是一个主要由维新派和帝党相结合的松散的政治团体；在同后党争权的过程中，二者有着共同的利益，但当涉及到变法的纲领、步骤时，认识就产生了严重分歧，因此稍有风浪，这个松散的联盟即告解体。对于《时务报》内部的斗争，作者也通过分析汪康年和梁启超的“不和”，揭示出洋务派首领张之洞操纵《时务报》的真相以及汪康年依附张之洞渐趋转向反对变法的可悲面目。
再次是善于博采众长，为我所用。早在撰写上册之始，本书作者就立下这样一条原则：不能只满足于一己之见，必须在创新的同时，尽量汲取同行学者的最新科研成果。正是基于这一原则，全书吸收了学术界一些有益的研究成果，如关于早期民族资本和早期维新思想的产生形成、辛亥革命时期同盟会和光复会的性质、资产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关系等论点。作者在吸收有关成果时，做了一番认真的消化，使之较好地融会贯通于自己的写作体系之中。
注意新材料的发掘和引用，也是本书的一个特点。就引用史料而言，本书是非常丰富的。作者的每一个观点，都是言之有据的。但是，更令人称道的是，作者在叙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来龙去脉和揭露十九世纪中叶沙俄鲸吞我国东北、西北大片领土的罪恶行径时，不但博引了近年来出版的有关新资料，而且还采用了一部分中文未刊本、抄本以及外国人所写的回忆、游记、外交文书中的文献。在论述二十世纪初各地农民群众抗捐、抗税、反教会斗争时，征引了不少沉埋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故纸堆中的档案。